学开会

　　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规范化的议事规则让可操作的民主成为可能？

　　苏娅

　　[ 在袁天鹏和杨云标的引导下，乡亲们渐渐找到意见和利益不同的多方沿着一个议题充分表达观点，在规则的引导下通过论辩形成共识的方法 ]

　　“如果你说明天要演出，就有人说‘咱们明天去哪里赶集喝酒’，然后会议就开始跑题，所以开会开得非常累，好长时间还没回到正题。还有就是‘一言堂’，一个人一直在说，不让别人说话。开会的时候，本来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有的人就会拍桌子：‘你小子怎么这样’——这种人身攻击我们把它叫‘野蛮争论’。所以，我们在开会时经常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怎么开会’这个问题长期纠结着我们。”在谈论乡村议事程序时，面对开会的无序与无效，安徽阜阳南塘村兴农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有此感叹。

　　开会本应是达成共识、完成决策的议事活动，却常常只有牢骚没有提议，冗长而低效的会议长期困扰国人，不独是在乡村，即使是企业、NGO、业主组织等相对由精英主导的会场，会议也总是因缺乏议事规则而无效地收场。

　　议事秩序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光困扰着在农村生活的杨云标，NGO人士梁晓燕也谈到：“在公益组织中，民主规则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参与者本身脱离了行政体系，也脱离了企业的那套等级和资本、等级说了算的系统。行政体系中是等级说了算，企业体系中是资本说了算，我们进入了公益体系和社会体系后，应该是民主说了算。如果民主说了算，整个管理这套东西，怎么跟它相衔接，怎么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基础上获得很好的管理效果，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很多组织都在纠结中。”

　　经历了太多无序而低效会议，自称“规则爱好者”的袁天鹏决心翻译和推广一本有关会议秩序规则的书——《罗伯特议事规则》。

　　这是一套在西方国家各个领域的会议中广泛运用的议事秩序规则，由美国工程兵军官亨利·罗伯特写作完成于1876年，内战时期，亨利·罗伯特帮忙主持一场会议，却把会给开砸了，他决心下工夫研究议事规则，并于1876年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作为一部代表治理规则与决策流程的议事规则典范，其核心原则在于“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亨利·罗伯特在书中明确提出：议事规则的精神在于“要让强势的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面”，由此，规则对会议程序、参会者的权利、主持人的作用及行为、决策的正当性等细节作了明确规定。

　　洋规则，土问题

　　2006年春天，袁天鹏开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决心在中国推广，他希望对规则的推广能面向股东、业主、NGO成员和农民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方向同时进行。2008年，寇延丁引荐袁天鹏与南塘村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相识，当时杨云标正苦于村里没有会议制度，没有人知道会应该怎么开。当年，寇延丁和袁天鹏到安徽阜阳南塘村，在当地村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的帮助下，以调研、培训、讨论的方式把“议事规则”潜移默化地教给村民，通过开会的实践，训练村民“如何在没有权威的前提下实现平等自治、达成共识与秩序重建”。之后，寇延丁和袁天鹏把“规则”进村的全过程记录下来，写作《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对西方议事规则典范与中国乡村政治生活、民主意识及中国乡村的现实逻辑相融合的过程进行记述。

　　杨云标是安徽阜阳颍州区三河镇南塘村村民，1998年回老家准备复习律师资格考试，发现农民维权总是碰壁，于是考虑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和乡亲们一起解决问题，杨云标的维权行动效果不错，上访事件越来越少，之后南塘村村民成立维权协会，2004年，杨云标又带领一帮六七十岁的骨干成立南塘兴农合作社，下设农资统购统销部、酿酒坊等部门，工作范围扩展到发展生产和商业等领域。

　　来南塘之前的几个月，袁天鹏在北京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制定议事规则。这是一个致力于治理沙尘暴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为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精英。有趣的是，在建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议事规则》的商议过程中，第二章第四条引起了参加者的注意，这条规则写明：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并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内容的讨论。

　　袁天鹏强调，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应该保持中立。当时，万科集团的王石随即发问，“为什么？”“要有权力制衡，裁判员不能做运动员。”袁天鹏记得，自己当时只解释了几句，王石就表示接受。

　　谈论议事规则在公益组织和乡村的推广经验，曾任“SEE协会”秘书长的杨鹏谈到：“南塘里面碰到的问题和阿拉善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也就是，当使用这套自由人的平等的联合方式时，企业精英和我们农民们碰到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不同在于，在南塘村，同样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解释得清的，得‘翻译’成老土话。”

　　面向南塘村村民的开会规则培训，没有“幕布”，PPT内容便在几张黏在一起的大白纸上进行展示。第一堂课，袁天鹏试图让村民们自己商议并表决出一套课堂纪律守则。当时，有人提出上课应不准睡觉，立刻引发了大讨论：反对者称，如果实在特别想打瞌睡，就可以睡；折中者认为，睡觉也行，但不能打扰别人。一时间，开会气氛虽然热烈，但讨论迅速偏离了方向。一个村民说：“一人发一个大辣椒，想睡觉就吃大辣椒”；戴着解放帽的老支书挥舞着双手，激动地分析睡觉原因：“睡觉不睡觉在于领导讲话，讲得好了根本不害困！”很快，会议被不断冒出的问题越扯越远。袁天鹏果断打断说，“吃大辣椒”是抗睡办法，是另一个议题，现在要制定的是开会纪律。在袁天鹏和杨云标的引导下，乡亲们渐渐找到意见和利益不同的多方沿着一个议题，充分表达观点，在规则的引导下通过论辩形成共识的方法：限制发言次数、发言人不要跑题、举手发言。

　　乡村会议最让杨云标头痛的是那些弃权的“老好人”。杨云标说：“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赞成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还是没人举手。“让他赞成，他不想；让他反对，他不敢。”杨云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农村的“老好人”。

　　实际上，当袁天鹏与村民们讨论到“弃权”时，大家的疑惑尤其深。袁天鹏尝试举例：“如果9人开会，4个赞成，3个反对，还有两个弃权，这事通过没有？按正常的议事规则说，赞成票多于反对票，理应通过。可有人质疑，9个人里4个赞成，5个反对，该算没通过。”这么一说，很多人便又觉得有道理——因为，“如果他赞成，就不弃权了”。一位大姐站起来，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要是碰上件自己不打算同意的事，“我不同意，但我也不说我不同意，我就不说话！”袁天鹏接过话来说道：“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议事规则背后

　　作为一个“个人、多数和集体权利都得到平衡兼顾”的方案，“自由而完整地表达意见”和“体面地让步”是议事规则明确的诉求，这一“洋规则”在中国遇到的最普遍挑战正是对权利的漠视与放弃。

　　尽管《可操作的民主》一书让很多人看到“通过训练，让民主生活成为一种内化的习惯和意识”的可能，甚至有评论称：这本书就是“民主素质论”最有力的反证。因为它证明了，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掌握复杂的议事规则，他们不再满足于鼓掌通过或直接投票——没有讨论不能投票，直接投票违反议事规则的核心高管，相当于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但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如何经由对规则的实践，让自治行为成为一种内化的习惯和意识，仍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在长期致力于业主维权和城市社区治理的陈凤山看来，“中国人太缺乏权利意识和权利主张能力，表达意见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没用，甚至不愿意做这个事，（他认为）这个对我太累了”，这是权利意识中的常见问题。陈凤山援引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的“自治的传统对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阐明自治行为的积极意义：“表达意见当然有用，像很多小区经历过这种业主自治之后，小区的环境改变了，跟物业公司的关系协调了，甚至能够自主调价了，这就是你的自治行为，我不把它称为是民主行为，我称为是‘自治行为对社会的推动’。”

　　针对《可操作的民主》一书谈论议事规则在中国的推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李楯教授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需要议事规则，但绝不只是缺《议事规则》，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大家相互善待，我守规矩、你也是守规矩的，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规则才是成功的。这里头有些很重要的问题，涉及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包括权利系统和制度等。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议事规则是可以被定义的，因为它完全可以做成一种表征化的游戏，需要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制度的先决条件。所以我觉得如果结构系统不改变的话，议事规则的作用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