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制造

　　童海华，韩岩铭

　　编者按/ 近两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直呈现增速减缓迹象，今年一季度的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如何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大背景下，找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成为业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不过，中国制造业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华丽转身，并未形成清晰的路径。借2012年5月18日“2012年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举行之际，《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现场发回报道，与您分享包括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在内的重量级人士的重要建议。

　　全球竞争进入“链条对链条”时代

　　产业集群：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减速和欧债危机影响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出口下降的严峻考验。

　　中国制造业将何去何从？5月18日，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共同主办，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幸福基业）等单位承办的2012年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聚焦“制造业的变革：可持续升级与战略转型”，探讨中国制造业新发展和产业集群发展新路径。

　　对于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在本次会议中指出，当前中国应该提升生产力、刺激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主旨演讲中则着重提出产业集群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要加快制造业的产业布局，特别是要尽快形成中国二三线城市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产业新城”专家，华夏幸福基业所倡导的“产城共融，政企共赢”、“以产带城，以城促产”的“产业新城模式”在此次会议上备受关注。华夏幸福基业不仅一直致力于打造在规划、设计、招商、运营、服务等方面具有核心优势的区域产业集群，并倾力搭建国际化专家学者、产经领袖、实体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高端对话平台，旨在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跃迁。

　　全球竞争进入“链条对链条”时代

　　改革开放至今，各级各类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重要驱动力。

　　汇丰银行5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为49.3，虽高于上月的48.3，但仍低于50，显示中国制造业运行连续第六个月放缓。而根据工信部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增加值低于去年同期的10.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加速转型升级。

　　对于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加快转型升级，魏建国指出，要继续打造全方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密切结合的产业及平台，特别是在关注京津冀、环渤海、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等范围内，要选择有条件的地区，打造出像廊坊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与城市发展完美结合的产业新城。他同时表示，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制造业要加速产业集群的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各级各类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重要驱动力。其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关键的原因是在其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效应，而全球的竞争也早已进入“链条对链条”的时代。

　　华夏幸福基业所倡导的“产城共融，政企共赢”、“以产带城，以城促产”的“产业新城模式”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模式。

　　记者获悉，目前，华夏幸福基业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三大产业为主导的固安工业园区，以石油装备和新能源两大产业为主导的大厂潮白河工业区，以生态制造和智能制造等绿色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怀来京北生态新区。

　　产业集群成区域发展的抓手

　　在中国，区域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地体现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

　　当今中国，区域间的竞争已更多表现为产业和产业集群间的竞争，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抓手。

　　华夏幸福基业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洲制造业已经进入产业集群升级与转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区域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地体现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实现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产业集群，经过了差不多30年左右发展之后，有一些产业集群已经进入到生命周期的后期，这样的产业集群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产业集群死亡，还有一条是升级和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转移的路径则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部地区进行转移；从中心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在华夏幸福基业相关负责人看来，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溢出效应。对此，制造业企业可以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考虑重新布局。过去10年中，华夏幸福基业一直坚守在产业一线，接触了上千家实体企业。在推动中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生态环境的打造，华夏幸福基业做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城共融，政企共赢”、 “以产带城，以城促产”的“华夏模式”。

　　以华夏精心打造的河北的固安工业园区来看，目前，电子信息、现代制造、汽车零部件和新能源——四大新兴产业在固安成长壮大，让这个曾以钓具、肠衣、滤芯、塑料为工业支撑的落后县，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华丽转身。

　　2011年，固安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7亿元，占固安全县经济总量的67.1％，是10年前固安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1.6倍；完成财政收入5.23亿元，是10年前全县财政收入的5.4倍；实现工业增加值37.1亿元，是十年前全县工业增加值的3.1倍。

　　三方合力推进构建产业集群

　　在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上，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规划的制定上，一方面则体现在加强服务方面。

　　面对新的竞争格局，中国需要在区域内建立新的合作共识，发展大规模专业性产业集群以应对新挑战。然而如何才能规划合理分工的互补经济圈，从而形成一个更成熟的产业集群？

　　对此问题，与会官员和专家认为，构建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地方政府、龙头企业、产业促进机构三方面力量缺一不可。地方政府制定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软性服务”来提升区域吸引力。龙头企业对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具有极强的辐射作用，围绕龙头企业进行产业链培育是产业集群建设的重点。

　　“在产业集群的发展当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上，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规划的制定上，一方面则体现在加强服务方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表示。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也认为，要做好产业集群，政府必须首先要做好规划。在规划中，要明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做好产业集群。他举例称，目前全国有18个省市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性产业。有28个省市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31个省市把新能源新材料作为支柱产业。

　　“这些产业都是技术条件要求比较高的，很多地方并不具备发展这些产业的条件，也纷纷提出要发展，是很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着眼于自身的优势产业，再做出好的规划，把规划做深、做细。这样才能把产业集群做好。”辛仁周表示。

　　除了政府和龙头企业，产业促进机构的作用则在于利用市场化运作，资源整合的优势，联结产业促进的各个环节，延伸产业链，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和产业龙头在打造产业集群方面的不足。

　　华夏幸福基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大量产业资本大量游离在实体经济之外，实体经济“空心化”比较严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其可持续发展和战略转型需要产业资金的大力支持。产业促进机构在引导产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华夏幸福基业自2002年以来就致力于在局部地区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拥有一支500人的专业团队，为企业投资提供全程的咨询和服务，快速将规模企业和龙头企业聚集在一起，围绕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链。

　　圆桌对话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

　　在中国制造业内忧外患的重压之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欧美“再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在原材料价格高企、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压之下，中国的企业怎样抉择？如何让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就上述问题多位知名企业家、专家展开激烈讨论。

　　出路

　　问：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较大下滑，比如钢铁行业出现了集体下滑的现象，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增加值低于去年同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态势？制造业该如何应对这种危机提高生产率？

　　龚方雄：怎么提高生产率？当然要靠创新。那么创新可以靠产业投资来实现，但是在中国创新是要全面性的理解，是要在制度层面的创新、体制层面的创新，然后才是在产业层面，产业层面就是说管理、产品、技术产品的创新，这些事情都要配合起来，如果不配合起来，单单强调微观层面的创新，那么这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常难突破的。

　　张伟祥：钢铁行业今年一季度亏损，二季度刚好走出亏损的阴影。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三家铁矿石厂商话语权比较强势，同时国内企业的成本控制方面也有问题，此外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造成行业盈利水平非常差。我们的问题是行业最低迷的时候，对管理的变革和提升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是抓管理变革是非常难的。

　　王小鲁： 内需拉动经济特别是消费拉动经济实际上一直是短腿。那么靠投资、靠储蓄、靠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其实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们恐怕经济中间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和无效率投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钢铁行业，我们钢铁行业的市场容量一年大概6亿吨左右，但是我们的产能已经到了9亿吨，现在三分之一的钢铁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钢铁行业是全行业亏损，原因在于过度竞争。而且现在的问题不光出在传统产业，像新能源领域，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风电，我们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就是说在新兴产业领域，在这些高科技领域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所以恐怕未来的投资决策在企业层面，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重视中长期的市场发展的变化，非常审慎的进行投资预期的研究，才能够适应市场。

　　汪群斌：我非常看好制造业。从中国GDP总量看，我们现在人均GDP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那就是说我们GDP还有8倍的空间可以增长。现在我们的制造业所占GDP比重大概在5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业也有4倍空间。第二，制造业如果向品牌和创意转的话，机会更大。

　　服装是最传统的制造业，但我们看到很多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几十年以前仅仅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商，后来做成世界品牌。如果服装都有这么好的前景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制造业潜力和前景都是非常巨大的。

　　问：目前，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开始向越南、柬埔寨这些新兴市场转移，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陈建明：对于中国的下一步转型，我想谈四个方面：第一是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创新能力；第二是金融和税收体系的观念，我们获得了一些资料，知道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企业的税负大概排在第31位，意味着中国在税务成本排在全球前15%，工业化国家中我们仅次于法国，全球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认为金融和税务体系的改革对于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是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改革，这一点最主要是关注知识产权的发展。

　　在这方面，一定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第四是产业政策，这里我想引用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的观点——最恰当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体现在多大税收减免，而是体现在政府和民间资本的支持，通过战略合作及时发现产业发展的各种障碍，然后通过恰当的干预去消除他们，我希望“十八大”以后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的时候更多地通过民间资本消除产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抉择

　　问：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很多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在危机的时候企业怎样寻找合作伙伴，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何快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李一：前不久哈佛商学院有个问题，是说中国短期之内还不可能对美国的制造业产生威胁，同时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制造业大国。这里实际上隐藏着几个问题：一是创新能力，二是研发比重，从销售收入来看，我们的数据很可观，但是研发费用的比重来看，我们相当于日本的1/7。所以哈佛大学的观点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大而不实。

　　作为资本家来讲，往往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更聪明、更智慧的人是在弱的时候看到更好的未来，弱的另一面就是强，今天的弱就是明天的强，所以我们需要看准行业趋势，看准市场需求，更好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

　　汪群斌：我们创业20年，总结最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合作汇聚以及与人合作汇聚的文化。这个特别体现在国药案例上，第一汇聚全球的智慧，学习全球好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当时就看到医药行业，在美国的例子，当时美国的医药商业企业前三名分别是33%、32%、31%的市场份额，前三名是占了96%市场份额；而中国第一名大概是3%到4%之间，所以在中国必然有医药企业发展的机会。第二有了这个商业模式以后，就要汇聚与这些能够就是说合作的团队和企业，当然我们在当年看了很多，国药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五，净利润排在第十。医药集团也非常有合作精神，当然他是要求控股，我们只要战略对，方向对，能够创造价值，参股也愿意，所以就做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升级的过程，有一些全球的资源值得我们合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创新来推动我们的转型升级，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