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6)

　　□芮成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六、用行动克服恐惧

　　一次我采访 “皇家壳牌集团”时任全球CEO范德伟（VanDerVeer），一见面就对他说：“10年前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过你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司徒慕德 （MarkMoodyStu鄄art）先生，他那时刚跟朱镕基总理结束会谈。”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要不是当时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面对范德伟先生我恐怕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还是10年前的那点儿事。

　　作为财经记者，很多财富500强公司的全球CEO连续几任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采访大人物时，怎么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我说，当他走进演播室，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就请他“向左挪一点”，“向右偏一点”。等他听话地调整好位置，我也就不紧张了。这当然只是开玩笑。

　　事实上我这人很不容易放松，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一说“上台”我就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发现，无论面对的人多资深，多大腕儿，来到演播室，都可能比我更紧张，毕竟这不是他熟悉的环境。而这种事经历越多，经验也越多，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时间一长，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是总统首相，明天也许就是百姓平民，用不着因为他们的头衔紧张。

　　在国外，资深记者都是白发苍苍。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己太年轻，别人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很注意穿着。那时很流行三粒扣西装，但我只穿两粒扣的，里面是白衬衫，打紫红色的领带，把自己打扮得跟美国共和党保守议员似的，并且刻意使用比较传统的英语措辞，借此和他们缩小年龄上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单件西装上衣Blazer非常流行，又称运动休闲西装，有很强的可搭配性。为了强调它并非套装中的上衣，它的扣子很讲究，一般是黄铜金属扣。藏蓝色Blazer可以随意搭配卡其色休闲裤或牛仔裤。在西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半休闲装扮，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如此穿着。我也时常选择Blazer，倒不是非要和别人穿得一样，而是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更容易接受。如果我在穿着上与他们风格迥异，他们可能会琢磨：这人看上去怎么这么别扭？由此就分散了注意力。对我而言，采访可能只有10分钟时间，实在耽误不起任何1秒。

　　当然也并不是穿得一样才能和他们套上近乎。我在采访渣打银行全球CEO彼得·桑兹（PeterSands）时，注意到他戴着一块Swatch手表，于是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表是女儿送的吗？”他很惊讶，又感到亲切，笑着告诉我是的，又问：“你怎么知道？”其实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品牌，造型又比较可爱，一定是女儿买的。他显然尊重孩子的感情，也无须外在的奢侈配饰来证明自己。

　　有时候西方政治家并非不懂DressCode，似乎是刻意透过不讲究的穿着表示一种和老百姓的亲近。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追求品牌，但着装的细节规则必须注重。有些人衬衫领围偏大，恨不能塞进一个拳头。西装不够合身，衣袖和裤腿都偏长，脚面上堆着好几个褶儿，让我联想起“卷起千堆雪”。还有些人不太了解穿深色西装时最好搭配深色袜子，而且要足够长，否则跷起二郎腿时，腿毛一览无余实在有伤大雅。

　　人脉就是效率

　　还有一些国际社会的礼仪必须注意。中国人吃饭或开会时，都习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随时准备接电话看短信。在国外，开会、参加论坛、聚餐、看电影，都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手机必须在静音状态，甚至看一下都需要向周围的人道声抱歉。在正式场合和西方人一起吃饭，若把手机放在桌上，吃着吃着接个电话，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

　　也许你还想知道，一个每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记者，怎样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对方的信任？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能解释清楚。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

　　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很多时候，关系就是润滑剂，关系就是效率。

　　一次我采访福特汽车董事长、福特家族继承人比尔·福特，当时他还是公司CEO。那时汽车工业已经开始不景气了，见面以后，他不大愿意多说。

　　我说：“昨晚我和JohnThornton一起吃饭，还聊到你。”

　　果然，闻听此言，他立刻两眼放光，很激动地问我：“John也在北京吗？他会待到什么时候？”

　　JohnThornton何许人？约翰·桑顿，前高盛全球总裁。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我25岁生日那天。那时年轻爱热闹，过生日喜欢呼朋引伴，老朋友又带新朋友，一个普通聚会没留神搞成了百十人的大Party。在一位好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不久后他辞去高盛职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客座教授，年薪1美元。

　　桑顿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他是耶鲁商学院校董，后来又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智库之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和麦凯恩经济团队中的重要人物，都出自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一度是奥巴马驻华大使人选。

　　桑顿中学时代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寄宿高中霍奇基斯（HotchkissSchool），并和低他几级的小兄弟比尔·福特结为死党，据说一直很罩着他。现在桑顿还是福特汽车全球的董事。由此说来，当我提到他的大名，福特两眼放光也就不足为奇。他立刻坐下来专心接受采访，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好。

　　还有一次对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的采访，依靠的也是私人路径。我认识她妹妹，并且见过她的父亲。她父亲从事航运，那时家族每年都会在上海定两艘巨轮。

　　那天晚上，我们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直播到22：00整，和她的采访只能约到22：30，她真的在百忙之中为我留出这个时间段。

　　我去接她，见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停在梅地亚中心门口，风尘仆仆。戴耳机、配微型冲锋枪的美国保镖列队护卫。专访结束已是深夜，她只剩下4小时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在24小时之前，我才和她在纽约的妹妹通电话安排了这次采访，效率真是很高。

　　在当下这个社交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和某人取得联络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而且国际上的精英人士普遍愿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利于他们开拓中国市场。不容易的是，如何能够在新闻事件爆发后迅速找到事件中心的人物，对方还能欣然为你提供信息。

　　记者就像侦探，需要积累一大批“线人”，三下五除二找到关键人物。这种事经历多了，会觉得所谓“大片”里演的重要场合、惊险事件其实都挺假，属于“闭门造车”。还是等我退休以后，按照小时候最喜欢的《丁丁历险记》的路子，写一部中国记者版的《钢钢奇遇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