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圈的路人甲

　　在台湾文化界和商界，詹宏志都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当被称为意见领袖时，他始终强调的是：我刚好在时代巨变之时，一路遇见了那么多风景

　　孙行之

　　[ 詹宏志痴迷书籍，有着士大夫式的人文理想，但一旦转身面对市场，却也能立刻接通地气审时度势 ]

　　詹宏志此次来大陆前，因《詹宏志作品集》正待面世，其“鬼才”、“奇才”的名声已在出版界波散开来。读了他的文字方才发现：其中不见“奇”与“诡”，只是以平和、明快的语言铺陈个人历程。如朱天文所说：“詹宏志是当代极少数能写明朗文章的人之一。”

　　詹宏志口才极佳、态度文雅，演讲时瘦削的脸上总浮现诚恳的神情，滔滔不绝，却无咄咄逼人之势。叙述事情到紧要关头，总要捋一下额边的灰白头发，配上手势以加强效果。这个语调平缓的人其实急切地希望表达自己。

　　商人，文人，很难将詹宏志明确归类。他有对书籍的痴迷、士大夫式的人文理想；但一旦转身面对市场，却也能立刻接通地气、审时度势。如他所言：“我对市场的感情是敬畏。”詹宏志将这种敬畏归因于他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但恐怕大多要归结于一个人的天赋和生活经历。

　　罗大佑说詹宏志“有200多张名片”，是一个“以换工作为业的人”。他涉猎文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出版、电影、音乐、传媒。他与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合作，是台湾最大城邦出版集团和最大电商网站Pchome的创始人。台湾快速发展的30年，反映在文化上也注定不会是贫瘠与平静。詹宏志见证的是台湾30年文化发展的脉络，他的思考常常关乎艺术与人情，但更多的是社会与历史。

　　“推手”

　　沪上艺术评论人孙孟晋受邀与詹宏志在复旦对谈前，已与陈升聊起过他。陈升说：“詹宏志是一名伟大的‘推手’。”与许多朋友的溢美之辞相比，“推手”这个词似乎更接近詹宏志自己的定位。听詹宏志谈起罗大佑的个唱，杨德昌、吴念真、侯孝贤的电影，与古龙斗酒，起草《台湾新电影宣言》，如此顺理成章，云淡风轻。可当年这一桩桩事，促成却不容易。

　　1983年罗大佑个人演唱会是詹宏志的作品之一。从那次开始，罗大佑从幕后一跃来到台前，也挑开了台湾个唱流行的大幕。

　　1983年，詹宏志离开《中国时报》，来到了当时仅有4个人的滚石唱片担任总经理。彼时的台湾歌坛尚是邓丽君、刘文正们的天下。相貌平凡、似乎口齿不清的罗大佑则躲在幕后为刘文正作词写曲。当时台湾的演唱会形式类似于春晚的拼盘式演唱会，“个唱”尚是新鲜事物。

　　是詹宏志看到了罗大佑的异秉，“他是一个你必须从他的意见再到他的歌声来整体看待的人。”詹宏志也在演讲中调侃：“他就是伴着钢琴讲话都非常动听。不过现在老了，越来越啰嗦了。”罗大佑的转变、个唱的风行，在詹宏志看来不是一家公司的功劳，“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智慧，只是社会本身酝酿着变化。我们恰到此处，一触即发而已。”

　　在滚石的一年，詹宏志累积下不少人脉，张艾嘉、吴宗宪、罗大佑都成了他的朋友，还有当时刚毕业的“小弟”李宗盛。他与文艺人相处有共同语言，有发现的眼光和包装方案；另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为艺术家们找到投资。

　　1986年，詹宏志受杨德昌等一干朋友委托起草的《台湾新电影宣言》并未收到效果。近百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的宣言，丝毫没有改变政策单位、大众传媒和影评体系。宣言的失败让他明白：“摇摇笔杆子无法解决问题。”詹宏志接下来的方法是：当电影导演和投资人之间的触媒，为电影导演拉赞助。

　　怀揣着文章《侯孝贤经济学》，詹宏志出发了。据说，这篇文章要论证的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何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安全。他怀揣热情为侯孝贤、杨德昌这些导演说服投资人，为电影投资。“他们是那么有才华的导演，怎么能够没有电影拍？”詹宏志说，自己是导演身边那个“坐不住的朋友”。

　　“我恰在此处”

　　詹宏志进入台湾主流社会的那个时代，在他现在看来积聚着各种力量，只不过是在闷声不响地冲撞、交汇。“它们急于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詹宏志说，“那股力量就像水底积聚的珊瑚，慢慢浮现于水面。”无论是在滚石的工作、起草《台湾新电影宣言》，还是改变了出版界的工作流程，将以围绕着一个主题的书系出版推为主流工作方式。在詹宏志看来都是社会趋势所至，而他所做的只是触动。

　　时代潮流给予他的不只是成功，也有《明日报》这样的惨痛教训。“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印刷术。这种新印刷术将取代纸质印刷成为知识供应的主要载体，这一点是逃不掉的。传统的纸质印刷将进入一种古典格局，会继续存在，只是使用的人会越来越稀少。”詹宏志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千禧之交，整个世界都在为互联网沸腾。詹宏志也闯入新媒体领域，创办了《明日报》。这是台湾第一张不以新闻纸为载体的报纸，所有资讯都在网上，记者随采随发，号称“一天提供6000条新闻”。资本市场的狂欢之后是漫漫长夜。曾因批量招聘记者而掀起轩然大波的詹宏志又在2001年初召集了一批记者，那是他宣告《明日报》失败的记者招待会。

　　那一年，詹宏志因为互联网时代到来所作出的布局除《明日报》外，还有电商网站Pchome，后者蓬勃发展至今，成为台湾最大的电商平台、网络通讯平台和门户网站。2004年，Skype还只有10多人的创业团队，詹宏志便找上门去与其合作，Pchome成为Skype在全球的第一个合作伙伴。

　　詹宏志自称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出选择，但无论在文化界还是商界，他跨出的每一步几乎都在潮流前端。

　　“教养的来源”

　　詹宏志在大陆出版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到了来自朱天文、张大春、阿城等人对其文字的赞许。但对他而言，散文集《人生一瞬》和《绿光往事》的社会学意义远胜文学。他在季风书店推广新书时曾说，这两本散文更像自己所进行的一个社会调查——一个以自己的口述史来追踪一个乡村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我想通过这两本文集追踪的是一种‘教养’的来源。”

　　詹宏志这样追踪“教养”的来源：展开以时间为轴的凝思与追忆，捕捉各个成长阶段难忘的人、事、物、情与景。背景则是自己出生的贫困乡村，以及长大以后进入的那个激荡着各种力量的台湾。他对童年记忆的叙述非常明快，但贫困仍是挥之不去的阴霾，细读之下，便觉辛酸。病入膏肓的父亲省下药费让儿子品尝贡丸和面条；家人眼睁睁看着姥姥缺医少药渐渐死去；四岁的幼童詹宏志因为得而复失的甘纳豆而痛苦不已。

　　詹宏志在演讲和采访中都提到自己儿时对书的渴望。“二二八”事件之后，为免受冲击，曾经接受日本教育的父亲将家中的书籍丢弃一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农村是一番萧索衰颓的景象。村里唯一的书店是詹宏志向外张望的窗口。只是，书是比肉还奢侈的消费品。恰好，在城里上学的姐姐受村中书店之托，每天从城里的出版社带回一本书。这对于尚在读小学的詹宏志来说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我要抓住眼前掠过的每一本书，但每一本书都只有一夜的时间。”詹宏志说。于是，他每天晚上读到很晚，兴之所至，便读上一夜，直到天亮鸡叫才发现眼睛已酸涩流泪。“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来源，没有选择，所以每一本我都会拼命地读。”有一本书让他印象深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第一本放弃的书，因为实在是读不懂。”

　　对纯文学的没落，詹宏志抱着“理解的同情”：“这并非是一件坏事，而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文学总会有一部分人喜欢，越来越小众，但一定存在。任何健康的社会都应该是这样。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喜欢，但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而已。”不过，“台湾的纯文学已经死了，大陆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存活。毕竟这块土壤中，还有很多事情和感情未及叙写与抒发。”

　　詹宏志说道：“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已经30多年，该休息一下，过另一种生活了。现在常常会与好友吃饭、闲谈。”2005年，詹宏志离开了他创立的城邦出版集团，为出版人的身份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