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间借贷进入风险爆发期

　　继续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才能变民间资金短期逐利诉求为长期稳定的回报，防范其过度向民间借贷、虚拟经济领域流入

　　就在5月21日浙江省高法终审判决吴英死缓之时，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传来消息，今年1至4月份，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标的38.5亿元，同比上升近89%。

　　今年以来，不论是“吴英案”的一波三折，还是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新案件的频发，都引发了公众对于民间借贷的高度关注。那么民间借贷自古有之，为何近两年进入一个风险集中爆发期？

　　业界人士分析，以往的民间借贷多以实体经济需求为主，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成为了草根企业发展起家的重要支撑。但是随着居民投资意识被唤醒，如今许多借贷资金向资产炒作、虚拟经济领域流动，民间借贷的“胃口”已经有了明显异变。

　　而过去房价扭曲和资产泡沫滋生，曾经给了民间借贷追逐高利润的空间，反之也埋下了风险隐患，目前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泡沫被不断挤出，各地资源整合力度加大。这些暴利领域的风险已经显现。但是许多放款人的风险意识却没有及时跟上，“只见暴利，不见风险”使许多人对高风险投资趋之若鹜。因此，一些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未来很可能会进入风险集中暴露的时期。

　　我们看到，近两年不仅温州等“全民放贷”的地区出现了危机，江苏泗洪、“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也曝出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事件。这表明，即使是实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民间借贷。在过去近10年的制造业黄金期中，实体经济有着较高的利润率，不但对民间资金有着足够的吸引力，而且投资回报确实能够支撑民间借贷的利息负担。但是，随着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利润下滑，许多地区正常的民间借贷也呈现风险加大的趋势。

　　民间借贷案件频发还与目前制造业小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型加工制造企业暴露出缺乏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低的缺陷。同时由于国内人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外销为主的企业不仅外部订单不稳定，成本也无法转嫁，进入到一个转型升级的“瓶颈”期。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实业精神退化的企业主开始选择投机各类资产，并非把融入的资金投入企业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换代，而是不断把资金从利润率较低的加工制造业向资产炒作领域转移，造成民间借贷水涨船高。这从过去几年温州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中可见一斑。

　　据悉，在浙、粤和内蒙古等地，民间借贷在运作中逐渐呈现出契约化、“组织化”特点。在包头巨商金利斌集资案中，借款人可以凭借条定期领取利息，而在浙江，注明借贷金额和债务人签章的借条还可以转让和流转。正是这种看似降低了风险的“组织化”让许多放款人放松了警惕。

　　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并非像银行贷款一样点对点的放贷，而是通过许多资金掮客层层转贷。观察频发案件的几个城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影子银行”均大肆盛行。犹如金字塔般的借贷网络不仅存在着很大的信息

　　不对称，放款人不知集资人究竟把资金用于了实业发展，还是资产炒作还是倒手转贷，而且资金汇集后往往流向同一个投资标的，风险源非常集中，极易发生连锁反应。比如说吴英案中非法集资资金高达7.7亿元，来自100多个“下线”。

　　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市场秩序会更为规范有序，必然伴随着资金在各行业、各领域逐渐均衡配置，相应地诸如房地产等暴利领域的套利空间会大为缩小。专家建议，如想防范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的民间借贷风险爆发，首先要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在此方面温州已经先行一步，不仅成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而且建立了系统的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体系。可以预见，温州探索出的经验将为其他地区提供良好的借鉴。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显然，地方政府如能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通过好的项目吸引民间资本，重振实业精神，无疑能够促使民间资金向实业回流。这是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根本途径。

　　对于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的地区而言，如何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塑造出新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已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现实课题。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浙江省各级政府制定了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召唤和吸引浙江的民间资金回乡投资。其中温州市政府出台“31条新政”，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只有继续拓宽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才能变民间资金短期逐利诉求为长期稳定的回报，防范其过度向民间借贷、虚拟经济领域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