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战略新思维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北京报道

　　持续月余、不断升级的中菲黄岩岛对峙，至今看不到丝毫结束的迹象。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某些方面“不妨一战”的呼声，将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南海争端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

　　南海问题错综复杂、由来已久，但至少在舆论层面，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相对平静，从未如今天这般沸反盈天。其背后是中国崛起及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带来的地缘政治格局震荡“副产品”之一。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近年来逐步加大了南海维权执法力度，引起习惯了过去中国外交抗议的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他们试图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复杂化以引起国际关注，引入域外大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在南海维权上越来越大的压力。但中菲黄岩岛事件多日来的发展态势，也体现出中国虽然在南海维权中局部强硬，却缺乏整体解决南海问题的心理准备，因而在南海纠纷中看起来处处被动、疲于应付，被小国牵着鼻子走。

　　南海问题，既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维护，亦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处理得好，这一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与东亚整合的促进剂；处理不好，将成为中国崛起与东亚整合的绊脚石。相较于30年前，中国在南海维权上优势日益增多，最终解决南海问题，时间在中国一边。但就当前的形势判断，南海问题有向“绊脚石”方向发展的苗头：中国与东盟五国之间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进展缓慢，对抗势头在增长，厕身其间的区域外大国越来越多。

　　因此，中国必须对自身国家战略形势进行系统性评估，完成对外自我身份的新定位和再定位，在此基础上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方针——超越双边对立性维权之争，对周边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关切予以回应，构建一个中国主导的多边对话机制，主导南海秩序的建构，以超越各国的民族主义、消融各国在海域划界上的纠纷，为南海争端的最终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1. 不能任由南海局势按照当前态势发展

　　剑拔弩张的中菲黄岩岛对峙，只是近年来频发的南海争端的一个顶点。从2009年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或单独或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申请案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中国南海维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一是法理挑战明显升级。越、菲等国公开质疑中国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竭力挖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罅隙和模糊为己所用，加紧修订完善国内海洋立法，试图为其非法主张寻找“法理依据”，置中国于无理无权的境地。

　　二是大造舆论攻势。对内向民众展示其强硬的一面，采取各种形式高调宣示“主权”；对外则展示弱小的一面，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中国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往往被其歪曲利用、混淆视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前，只要中国强烈反对，无论是南海周边国家还是域外国家，都不会在东盟论坛之类的地区性机制或会议上公开谈论南海争端问题。但2010年之后，越南等一些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会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大肆渲染南海问题，甚至指责中国。

　　三是资源开发肆无忌惮。据不完全统计，南海周边国家每年从南海争议区域开采的油气资源达到五百万吨以上，而中国至今在南海争议海域还没有打过一口井。更糟糕的是，在此前很长一段时期，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如果想拉西方国家的油气公司介入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往往还会顾忌中国的反应，会因中国的强烈抗议而有所收敛或低调开采，而现在每当它们要在南海某个争议区域与西方油气公司合作勘探和开采石油时，便会事先大造舆论。这样，一旦中国派出海监船前去执法阻止时，它们就会声称中国干扰了其海上勘探开采。

　　例如，2011年5～6月间，越南不顾中国的反对，派调查船赴南海争议海域单方面从事油气调查活动，在遭到中国海监船正当的维权执法后，大造舆论，反诬中国海监船合法的阻拦行为是侵权。

　　任何一个战术上的成功都是战略上的胜利

　　四是军力建设不断增强。越南先后引进苏-30战机和“基洛”级潜艇，还计划从印度引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菲律宾从美国购买“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并开出包括驱逐舰、巡逻机、护卫舰、雷达系统等在内的武器装备采购清单，试图以此增大中国南海维权的风险和代价。

　　五是推动东盟联合对中国。越菲等国不断把南海问题塞进东盟议程，准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试图把南海问题变成中国与东盟的问题。越南还不断调整其南海战略，开始搁置其与菲律宾等其他南海争端国之间的争议，积极拉拢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以期共同对付中国。

　　六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高调介入。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后，将战略重点聚焦亚太，明显增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和军事存在，竭力主张多边解决争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日印等国也趁机插手南海事务。

　　越南与印度、日本也都建立和加强了军事合作关系；菲律宾、印尼也先后与日本提升了相互间的关系，将关系提升到了战略伙伴的高度，宣称要维护在南海的“共同利益”。这些战略伙伴关系不再是口头上的外交说辞，而是已经落实在了正式签署的协议之中。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指出，“总体上看，目前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为一方，与以美国和越南等其他一些南海周边国家为另一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不过，张海文也指出，“从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南海的总体局势还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南海地区各国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与中国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外交关系，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中国海军学术研究所所长王校轩大校认为，不能任由当前的南海态势持续发展，“否则未来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2.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变量与南海地缘新格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争端问题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但基本上各国与中国都持相同或相似的立场——有争议但并不炒作的立场。何以近年来南海争端此起彼伏、扰攘不断？

　　众所周知，海洋岛礁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是全球性难题。而南海问题，尤其复杂。其虽发端于油气资源争夺，但却从来不单纯是经济利益之争。

　　目前，对南海（主要是南沙海域）岛礁提出领土要求的有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中国五国，加上中国台湾地区，构成“五国六方”。印尼主张的专属经济区部分进入中国的断续线，未来确定各国的专属经济区时，印尼肯定要参加。因此，南海问题事关“六国七方”。“六国七方”中，不仅其他五个声索国主张管辖的海域与中国发生重叠，且其彼此之间也相互重叠。

　　如马来西亚对越南占领的安波沙洲提出主权要求，在校尉礁归属问题上与菲律宾冲突，在南通礁问题上又与文莱冲突；而菲律宾则与越南在司令礁提出的要求重叠；越南与印尼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划界上存在分歧等等。

　　与南海周边各国政府相对应的另一种力量，同样不可小视：以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雪弗龙为代表的欧美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十分活跃。美孚公司从上世纪70年代“越战”时期，就在南中国海钻探。截至目前，全球几十家能源公司参与南海南部（即南沙海域）的能源开发。有着更为先进技术，并且更为强悍的牟利冲动的石油公司的介入，石油公司所在国利益以及公司开发石油地区的国家利益混杂，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

　　此外，地缘政治，尤其是中美关系，更是笼罩在南海上空的又一无法忽略的因素，将南海之争裹挟进大国关系的漩涡。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就认为：“热炒南海问题，是美国和以越南为首的一些南海争端当事国相互配合，为了达到帮助美国快速插手南海问题、争夺南海地区影响力，也为了帮助越南等国抢夺和巩固在南海的实际利益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南海问题肇端的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南海并没有太大兴趣。此后，美国在一些分析报告中评估到亚太地区的海洋争端，特别是南海争端对美国的利益将会构成潜在威胁，开始调整政策。尤其是2009年以后，美国战略重心开始重返亚洲，南海问题成为其重要突破口。

　　2009年3月，“无暇”号事件发生，美国对南海问题由隐形介入转为公开介入。2009年7月，奥巴马政府助理国务卿马歇尔（Scot Marciel）在出席国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讨论会议时表示，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威胁美国公司在越南开发油气资源的行为。2010年的东盟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以所谓的“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挑起南海问题之争。今年年初，奥巴马公布的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调宣布，把南海问题作为其战略东移的重要突破口。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看来，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战略互信出现赤字。

　　转折点是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组织领导了和美国对抗性的谈判阵营。“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可以有不同于美国的选择，并且中国有能力做到。”金灿荣说。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的过程中，积极拉拢南海周边国家。美国不仅选择了越南作为新战略的潜在支撑国家，还把印尼和马来西亚列为自己在太平洋的战略伙伴。美国国务院专司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2011年5月底的一次演讲中，公开称印尼是未来区域发展的“驱动力”。对于冷淡制裁了多年的缅甸，希拉里也在2011年12月对其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至于菲律宾，更是美国传统的伙伴。

　　南海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到来表示欢迎。以2010年为例，除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剩下的东盟七国都先后赴华盛顿，要求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东盟五国尤其是越南与菲律宾的推动、声索国对能源与渔业资源的需求是南海纠纷增加的主要因或者‘自变量’，美国重返亚洲是果或者‘因变

　　量’。”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薛力分析认为，“美国固然想强化在亚洲的存在，但没有东盟国家的邀请，美国很难插手成功。”

　　美国开始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的步伐后，政治上联合越南等国利用东盟多个层级的对话平台，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势，形成了共同“声讨”中国的舆论氛围；经济上抛出TPP倡议，以冲击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格局。这使中国进入一个“和平脆弱期”。

　　中国海军学术研究所所长王校轩大校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国际上讲，一些国家坚持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有的对中国实施遏制与围堵，有的试图在中国崛起之前借其他大国力量对我形成制约，攫取更多的利益，我所承受的压力骤然增大。从中国自身看，综合实力还不够强，运用综合实力的能力也比较弱，经济优势难以转化为政治优势。”

　　3. 需改变“局部强硬回应整体不作为”局面

　　从国际实践看，完成一个海洋划界或解决一个海洋争端，通常需要数十年时间，是“持久战”。南海问题的复杂及中国的国情，使中国多年来在南海问题上形成了持续至今的“处理时机尚未成熟”的心态。近年来的力量增长使中国在实际过程中加大了南海维权执法力度，局部问题上开始强硬回应，但这也只是被学界评价为“局部强硬整体不作为”，而且，这种状态却使中国越发陷入孤立境地。

　　南海问题风起云涌的1970年代，中国大陆内部正值动荡时期，且在南海诸岛无寸土立足之地。稍后的1970年代末，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缓和周边局势、创造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韬光养晦”被奉为圭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成为解决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海洋纷争的战略性主张。

　　1986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时，邓小平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两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时再次强调：“要真正解决这个（南沙）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

　　此后的1997年，在中国和东盟于吉隆坡举行的首次非正式首脑会晤联合声明中也共同承诺，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不让现有的分歧阻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则又一次强调“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在“搁置争议”的方针指导之下，对周边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侵权行为，中国主要采取外交抗议的方法，并公开强调“主权在我”的原则。而这也被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过于“软弱”。

　　“现在国内有些同志不太满意，认为中国的外交声明、外交抗议对南海维权力度不大，中国外交太‘软’，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外交声明和官方文件的表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

　　而实际上，中国的南海维权并非只有外交一途，在公开的外交行动看起来“软”的同时，并未放弃实际的南海维权步伐。

　　1974年，利用美军撤出越南、南北越激战正酣之机，中国从南越政权手中一举收复西沙群岛。1988年，中国与越南之间爆发“3·14海战”，中国一举控制6个南沙岛礁。1990年代，中国在与菲律宾持续数年的对抗中，在南沙美济礁修建了4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建筑，使该岛礁成为中国的一个永久前哨。

　　进入本世纪，基于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中国，崛起势头日渐显现，在台海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后，虽不主动挑起事端，但对于越南与菲律宾在九段线内新开展的能源勘探与开采行为、捕鱼行为加大了反制的力度，同时强化了管理，在保护中国渔民上的力度也明显加大。2009年中美之间发生的“无暇号”事件、2011年中越之间的油气勘探船事件乃至此次黄岩岛事件，均是中国加大南海维权执法力度的反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薛力将中国的这种南海维权概括为“局部强硬回应但整体不作为”。

　　这背后是“南海问题处理时机不成熟”的心态。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缺乏整体南海战略与具体步骤，在“冲击-应对”模式下被动应对，陷入孤立境地。

　　反观东盟五国，过去二十年里，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均采取“闷声发财”的方式，油气产量高，其部分油气田已经进入九段线内；菲律宾日益趋向于“高分贝政治运作为主，辅以能源开发”的策略，但其油气产量居于“东盟五国”下游；越南采取“制定‘东海’（越南对南海的称呼）总体发展战略、高分贝政治运作与高强度能源开发并行”的战略，在引入区域外大国上最为积极，但不排斥某些水域与中国的合作。整体上，东盟五国“得利不得势”转向“既得利又得势”。

　　“中国的困局在于，无法将强大的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短期内无法将军事力量转化为军事威慑，并锁入南海秩序之中。”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孙兴杰在文章中指出。

　　因此，接受本报采访各方人士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必须反思过去“以后再说”、“南海维稳至上”的思想，放弃“等中国强大后再来解决南海问题”的拖延想法，改变“鸵鸟政策”，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南海总体战略，并确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步骤，以期在复杂的双边与多边博弈中逐步化解不利、积累优势，把南海问题变成中国和平崛起与东亚整合的推进剂。

　　“国家战略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必须对当前的战略形势重新进行评估。”中国海监东海总队原副总队长郁志荣说。

　　任何一个战术上的成功 都是战略上的胜利

　　21世纪，国际政经格局变迁的新的重大变量就是中国崛起。这一形势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总体上需作出相应调整，其中包括对近年来学界普遍热议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是否要进行重估。而具体到南海问题的战略抉择，其中一个具体的问题是，面对今天各国纷纷将争议诉诸国际的态势，中国需要调整此前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吗？

　　“中国坚持‘一对一’的双边谈判立场，客观上成为东盟五国引进区域外大国的一大动力——倘若‘东盟五国’不主动‘招引’，区域外大国想插手也难以实现。”薛力表示。

　　但是，在中国看来，南海问题只是解决海域划界问题，应该双边谈判解决，可对南海周边国家而言，南海问题还意味着安全秩序。所以，客观上，中国可能需要正视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关切，并予以回应。

　　“南海问题的要害在于美苏退出之后，南海秩序中缺少军事权威的要素。”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孙兴杰说，“换言之，中国更多的是建立一种经济关系，而忽视了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大为改善，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在2010年结出了硕果，“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起来。2011年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因素在南海秩序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经济因素并不能掩盖区域安全这种公共品的缺失。

　　当美国此次高调重返亚洲之后，中国才蓦然发现，居然没有一张关于区域安全的协定或者条约，唯一可以谈论的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已。而这份《宣言》的核心意思，也无非是不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安全、利益与荣誉是各国追求的三种最重要的物品，正因为作为公共品的区域安全缺失，美国回归才受到夹道欢迎。”孙兴杰指出。这从东盟非南海声索也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欢迎中即可看出。“倘若中国能够将崛起融入南海区域安全框架的构建中，中国崛起就不会成为中国威胁。”

　　从中国自身来看，正如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将南海问题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下进行定位一样，今天中国南海战略的调整也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之下来通盘考虑。

　　国家利益按照重要程度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与次要利益。在薛力看来，“南海问题就其重要性而言，有些方面属于重要国家利益（如主要岛礁，也可能包括油气资源），有些方面属于一般国家利益（如渔业资源），有些方面则属于次要国家利益（如旅游资源、鸟类及其排泄物）。对东盟国家来说，则属于重要利益”。“把南海放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衡量，意识到东盟是中国争取的对象，而非打压的对象，对于中国处理南海争端很重要。”所以，应该让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能顾及自己利益的地区“带头大哥”，从而摆脱“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心理。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中，不能像在国际多边场合对待美国的各种倡议那样，仅仅说“不”了事，而是要善于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即，能在南海争端中就各个功能领域的争端解决提出框架，这种框架不但对自己有利，也对别人有利。同时，对于别人提出的框架，要有改造、提升的能力，不可拒绝了事。

　　基于此，薛力建议，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应该奉行双边与多边并行的方针。 双边谈判适用于东沙群岛，三边谈判适用于中沙、西沙群岛。但对南沙群岛，在“六国七方”框架下谈判解决是打破现行僵局的现实途径。

　　“中国应该尽早采取这一政策。”薛力说，中国奉行新安全观、开始接受多边框架解决争端等，均滥觞于与东盟的合作，迄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南沙海域的多边合作，将成为测验中国是否真正奉行多边主义的又一试金石。“中国要想在外交上真正崛起，除了正面应对这一挑战，别无他途。”

　　“崛起中的中国，应该逐步调整心态、树立信心，坚信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改变自己，从而敢于以创新措施大胆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薛力指出，“就南海问题而言，多边框架下的应对是中国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历练。故而，不妨将之视作磨练多边博弈的平台。”

　　5. 以自主开发推动共同开发

　　安全关切之外，南海问题的解决亦需回到争议的根本着眼点经济利益--主要是油气资源利益。

　　“南海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分享利益。”薛力认为，利益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基础，也是导致目前南海纠纷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利益中，渔业、通行权等领域的排他性不强，比较好协调；最主要的是海底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所以，“各国对南海岛屿的主张其着眼点主要还是海底资源，其次才是旅游资源、渔业资源等。”

　　在1948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公布南海断续国界线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周边国家并无异议。但1969年4月的一份报告，使风平浪静的南海陡生波澜。

　　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赞助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与日本学者新野弘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1969年4月，“埃默里报告”刊布，因对石油贮量的预测，直接改变了亚洲国家对这一海域的“价值判断”。4年之后，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暴涨，油气价值更加凸显。

　　由于中国连南海的三维地震勘探都没有做，关于南海油气储量至今无权威数据。中国石油大学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告诉记者，目前，南海油气数据大多是估算的资源量，但资源量和实际储量是两回事。“资源量只是推测，究竟有没有油气，只有实际勘探发现才算数。”

　　不过，这并不影响周边国家对南海的胃口，南海周边地缘政治因油而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南海周边国家纷纷上演“下海三部曲”：一、有关邻国单方面确定和宣布海域划界主张；二、武装占领有关岛礁；三、竞相开采石油资源。

　　1970年9月，菲律宾率先动手，以武力占领南沙群岛的马欢岛和费信岛，越南紧随其后，其他几个国家也陆续乘虚而入。

　　同期，联合国酝酿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加剧了南海争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以海定陆的原则规定，以200海里为半径来主张周围海域的管辖权。这样粗算下来以后，只要占据一个岛屿就可主张大约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副主任李金明教授分析认为，这进一步催化了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诉求。

　　任何一个战术上的成功 都是战略上的胜利

　　截至目前，按照公开的报道，南海周边国家已经从许多国家招来200多家公司钻探了1000多口井，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2005年，南沙海域石油产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是：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文莱；天然气方面则为：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菲律宾。根据2004年的数据，马来西亚占了南海油气产量的一半。

　　不过，目前东盟5国在南沙海域的能源开发，主要是在比较靠近各自海岸线的区域进行，进入多国主张海域进行开发的相对较少：文莱有两个油气田进入中国断续线，越南的青龙油田进入中国的断续线，印尼的D-阿尔法天然气田部分进入中国的断续线，菲律宾的一个油气田进入中国的断续线。马来西亚的若干油气田则进入多国主张的水域。

　　近年来南海纷争中两个最积极的国家，同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油气资源考虑。

　　据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介绍，在南海周边声索国中，越南的油气经济占其经济总量的接近30%；菲律宾由于国内严重缺乏油气资源而对南海油气资源寄望甚殷。

　　“现在南海周边国家经常抓捕中国渔民以凸显其主权和管辖权，其根本目的是想将其已开采的油气资源合法化。”李金明说。

　　此前，为解决南海争议区的油气开采，中国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思想。但在“南海维稳至上”、缺乏“主动有所作为”的心态之下，加之限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因素，南海共同开发无实质性进展。因此，以自主开发促进共同开发成为诸多受访者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资深南海问题专家李宝田就言辞激烈地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中国已具备独立开发南海油气的技术，“应该以油气开发为主导、旅游渔业为先导，全面行使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有经济开发就有主权；不去开发，南海断续线就是虚的。”

　　“任何一个战术上的成功都是战略上的胜利。”李宝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