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加快项目审批不等于稳增长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似乎决策层的认识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稳增长”基调的确定，又似乎增进了市场对政策放松的认识，但“稳增长”究竟有多“稳”？其对经济实际影响的诸多不确定性引发猜测。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5月24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被确认，下一步就是该怎么办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王建认为，要止住下行，除非切实展开结构大调整，但因为目前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很多危机集中到了一起，使得调整的时机选择深受制约。

　　只做小调整并不管用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稳增长”已被反复强调，但对于当前政策和政策效果的某些不确定性，存在争议，你怎么看？

　　 王建：对于一些人来说，所谓的不确定性，在于经济下行到底是否已成趋势，否则就不会不知道究竟该确定怎样的政策举措。最近发改委加快了项目审批，说明已经感觉到问题所在，比较相信出现了下行趋势。尽管开始有一些动作，但现有的方法能否解决问题？增加一些项目审批，就能止住经济下行吗？恐怕并非如此。

　　 如果不触动经济大结构，只是做一些小调整并不管用，可能结果仍会像上次4万亿一样。这一轮增长的下行，实际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而并非完全由国际经济危机所造成。2007年第二季度，是这一轮增长的高峰，第三季度之后次贷危机刚刚爆发，2008年才传导至世界各地和中国。因此，2007年中国经济开始产生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期终于到来的问题。由于生产规模太过庞大，以至于外需都已难再全部吸纳。而4万亿的刺激效应过去之后，经济下行如今已是必然。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根本性措施，仍只是审批一些产能过剩项目，虽然投资上去一点，但后续怎么办？未来怎么办？

　　 前一段时间发改委审批了两个大型钢厂的投资建设，在现在钢材价格严重下跌，全行业严重亏损的时期，这样的投资项目怎么能行？

　　2013年将创造出需求

　　 《华夏时报》：所谓“稳增长”，其与“保增长”有何区别？

　　 王建：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说法上的区别，做法上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大区别。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说法如何，而在于经济下行的势头究竟能否止住。要止住下行，除非切实展开结构大调整，但因为目前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很多危机集中到了一起，使得调整的时机选择深受制约。

　　 很多学者仍然以为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其实，中国经济只是存在高速增长的潜力，如果这个潜力被开发出来，则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根本没有问题，对这一点应该有清晰认识，而不能盲目认为经济处在怎样的增长阶段。

　　 现在不是所谓“稳增长”的问题，如果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被确认，下一步就是该怎么办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前几年我就曾说过，中国经济将连续三年下滑，呈987（9%、8%、7%）趋势，2013年是大底，为什么这样说？如果说下滑是因为国际经济收缩，到2013年，世界经济还在收缩，但那个时候，2013年，中国的经济调整将创造出需求。

　　结构性调整必须破题

　　 《华夏时报》：目前形势下，宏观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

　　 王建：由于中国目前个人收入差别与城乡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形成了总供给大幅度超出总需求的总量格局。这样的格局，我们不应给予过多的批评，因为正是这种总量格局使得中国能够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地利用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但问题是，当新全球化因美国次贷危机而中断的时候，中国没能及时启动开拓内需的战略性调整，而是用加大投资需求的办法来增加一些临时性需求，从而在外需萎缩后，国内供给超出需求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客观地说，目前不可能有大政策出台，今年政策上只可能是小打小闹式，比如放松银根、增加贷款、审批一些产能过剩项目等等，这些小打小闹对于缓解经济下滑肯定有所帮助，但也肯定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不过，通过放松银根等，不让经济下滑太多，这是目前应该做的事情。问题在于，在进行短期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与结构性调整相衔接。现在放松银根，再上一批产能过剩项目，如果之后通过结构性调整启动了大的需求，那就产能不过剩了。因此，如果结构性调整不破题，只在宏观调控里打转，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

　　 《华夏时报》：短期内如果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少干预政策是否会更好？

　　 王建：我的建议是，放松银根，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有这些政策比没有这些政策要强，但问题在于，即使这么做了，如果只有短期调整，没有着眼于长期的大的结构性调整跟上，光是拼所谓的“稳增长”是稳不住的，因为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或许只能稳一小段时间，但之后问题仍会不断出现。

　　问题仍是如何开拓需求

　　 《华夏时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建：货币政策已不断放松，但管用吗？很多人现在都把经济反弹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反通胀转向保增长，进而放松银根。这个愿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货币供给终究是“中间需求”，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才是最终需求。当最终需求没有实质增加而放松银根，央行虽然愿意增加贷款供给，但存在一个企业愿不愿意借贷的问题。若市场逐渐萎缩，企业不会主动扩大生产经营活动，也就不会增加贷款需求。

　　 所以，给不给货币是央行占据主动，要不要货币却是企业占据主动，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央行只能抽紧绳子而不能推动绳子”，也就是说，央行在紧缩方面是主动的，在扩张方面则是无力的。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无数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华夏时报》：由此来看，即使单方面降息，是否也未必有效？

　　 王建：目前是否降一点点息并不重要，中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从来不是由利率调节的。降息一般只产生一些心理作用，而不产生实际效果。

　　 《华夏时报》：为了“稳增长”，楼市调控政策会否有所放松？

　　 王建：即使放松，也没用。我最近曾写文章说过，有些人以为楼市政策上放松调控、放松贷款，经济就可以回升，这是错误的认识。因为支持楼市的购买力已经没有了。

　　 虽然目前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刚性需求仍然很强，甚至可以说，在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在显著收缩的时候，只有在房地产领域有一块被压制住的需求，但是必须看到，这块被压制住的需求，建立在自2003年以来经济高增长，居民由此储蓄了大量财富的基础之上，如果经济收缩开始明显，居民收入开始减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如果目前的楼市低迷的状态主要是因政策因素所致，下一阶段恐怕很快就会转入被居民收入增长低迷约束的时期，对楼市调控来说，也恐怕将不是如何压住需求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去年需求水平的问题了。

　　 所以我相信即使放松楼市政策，照样没有太多人购买，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华夏时报》：这么说来，结构性减税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王建：结构性减税的立足点是刺激供给，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拓需求。生产过剩时期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创造需求，把劲使在这里才对。但如果不进行结构性调整，就产生不了新需求。而如果不通过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结构性调整根本难以推动。结构性调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敢不敢碰硬，这个问题很关键。

　　希望经济下行不要太深

　　 《华夏时报》：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你怎么看？

　　 王建：从目前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曲线难以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它下行得不要太深，比如不要低于7%，否则就会引发更多问题。还必须指出，虽然自去年10月以后通胀开始下行，但是不能认为这会持续下行。许多因素都会令全年CPI压在4%以下充满变数，如果通胀反弹而经济下行更加显著，政府的宏观调控就会又陷入保增长还是反通胀的两难处境，而再度选择牺牲增长来反通胀的空间显然是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