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

　　张宇燕、高程

　　流行于美国思想界和外交决策层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可以被视为实用主义和福利至上原则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的一种运用。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在对外行为层面上，他们倾向于把国家看作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国家，而非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国家。

　　现实主义者对国家性质的判断深受尼布尔的影响。在后者看来，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不可能充分地保持无私的态度；所以，国家必然是自私的，当国家以国家的名义行为时，必须考虑国家利益。

　　总体而言，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和逻辑可大致概述如下：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主权国家是理性、自利的行为者；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统治权威，因此国际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为了确保根本利益，国家必须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或力量，国家必须持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或阻止其力量的增长。

　　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提出了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十四点计划”和“美国外交四项基本原则”，将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推向顶峰。以其命名的“威尔逊主义”几乎被美国人视为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威尔逊公开的言辞表述似乎都证明，美国在其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以某种高尚的道义原则为基准的。

　　威尔逊向国会要求对德国宣战的信件中宣称：“我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也不想要领地……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之一”。对此，英国学者克罗卡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美国参战的条件是精心设计的……此举有利于发展美国未来在全世界的利益……即维护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利”。

　　此后，在美国外交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两股自由主义力量：其一是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而构建的“新制度自由主义”；其二是积极主张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民主的“民主和平论”。前者强调通过所谓“软实力”使美国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之结果，后者坚持认为世界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无论名称和形式如何，它们都是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保障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

　　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以自由民主等美国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不仅是以现实主义者强调的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为保障的，更是为强化其硬实力服务的。它被“软实力”概念的创造者约瑟夫·奈称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追求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和强调价值及国际规则的自由主义流派，在很多场合不过充当了美国现实利益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米尔斯海默同时指出，尽管经常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并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所驱使，但在实际行为中，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几乎总是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向来受现实主义逻辑的支配，虽然政治领袖公开的言论可能误导人们产生相反的理解。

　　米尔斯海默进而借用了卡尔在1939年说过的话，来嘲讽美国对外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言行不一现象，声称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美国继承了讲英语民族的传统，是当之无愧的“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际利益的艺术大师”。即使是对极不发达国家做出的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国际承诺，美国也会暗地里把私利掺杂其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以孟加拉对美贸易为例说明美国的虚伪。

　　虽说米尔斯海默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于美国对外行为之道德动机的彻底否定，显得有些过于偏执，他们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目标纯粹当成权力角逐的幌子加以解释，这种做法有将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味道，但是，他们对现实原则主导美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判断，大体上还是成立的。

　　我们赞同这样的判断：占主流地位的美国外交思维倾向是，国际政治不过是促进或维持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别国实力的持续努力。

　　罗赛蒂在回顾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渊源时看到，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一直立足于国内经济的考虑，其中重点目标是保护本国经济免受外国竞争和投资的不利影响、大力拓展海外商业市场，以及建立于己有利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无论是权力还是道德，都应该服从于这些目标。

　　在外交实践方面，从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倡导“利益外交”开始，美国对外政策中以现实利益为重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许多对外场合，原则都是要为利益让步的；或者说，为了实现特定利益，原则是可以分层次的。

　　那些直接参与外交实践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显然倾向于以现实原则去理解和处理对外事务。凯南甚至极力倡议，建立一套“政治上的会计程序”，来计算具体一项外交行为潜在的支出是否超过预期的收益。赖斯也特别强调，追求人道主义、寻求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合法性”，都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这些行为的存在必须是以不妨碍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在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的国家力量“应该首先服务于本国的安全，这几乎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美国需要认真考虑，“世界上哪些地区对它的安全最重要，它的利益如何界定最佳，如何寻求最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证明与苏联结盟的合法性，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屡屡援引巴尔干的一句古老谚语：“我的孩子，在严重危难时候你同魔鬼携手同行是可以的，直到你过了难关为止”。

　　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与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生活中的福利至上准则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三者共同支撑了这样一种判断：美国式行为方式决定于现实利益的驱动。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