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经济学中的罗塞塔石碑

　　梁捷

　　一个人每天要扮演多种角色，在家里是父亲，在公司是雇员，在路上是行人，在商场里是顾客，等等。心智健康的人，对自己每个时段所扮演的角色、应表现出的行为规范、外界的评价标准等等都很清楚，不会发生错乱。

　　但是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对人的影响力很不相同。比如人们在公共汽车上对于同车人的信任水平，一定显著低于他在公司里对于同事的信任水平。因为同车的时间太短，一般不过半小时一小时，也几乎没有可能再次相遇。而同事关系要保持很久，联系的机会也要多得多。

　　学者们很早就知道社会身份对人类行为决策的重大影响力，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如“想象的共同体”、“东方主义”等都与之相关。可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迟迟不敢下手。直至最近十多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终于闯入这个领域，连续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于去年与克拉顿（Rachel Kranton）合作出版了一本专著，名为《身份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

　　奋斗几十年，就为了获取周围人的一个认同?

　　阿克洛夫将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比作“罗塞塔石碑”，即许多理论都与之有关，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和分析框架在叙述。只要我们对比、综合这些相关理论，就能对“身份认同”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传统中，经济学是研究最大化个人效用的理论。阿克洛夫指出，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已经普遍承认“社会身份认同”会很直接地影响个人效用。以抽烟为例。大量研究表明，抽烟行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些行业很少有人抽烟，有些行业则大多都抽烟。因为在一个普遍抽烟的群体中（比如一些工厂车间），抽烟这种外显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社会规范。凡是认同这个社会身份的人，就应该遵循规范即抽烟。坚持不抽烟的人则会感受到有形无形的“群体压力”（peer effect），甚至被群体所排斥。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类似的体验。这种群体压力说不清道不明，看似毫无踪迹可循，但内心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甚至陪伴多年，成为内心深处的一处阴影。这种群体压力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现。比如在男性占优的行业，女性就会感受到压力，从而不得不自己“去性别化”地变成女强人；在学校等级森严的环境下，一部分占优势的人会强化这种身份认同，尽可能和同样名校出身的人交往。而另一部分不占优势的人则会尽力淡化这种背景，用其他认同来取代这种认同。很多人会感慨，在某些地域、某些领域奋斗几十年，仅仅就是为了获取周围人的一个认同。

　　在一些多语言、多民族、允许移民或者后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社会身份认同一直是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举例来说，一些实验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问题。他们在以色列做实验，发觉当地的受试者对东方犹太人，要比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即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要更仁慈。同样都是犹太人，拥有同样的宗教背景，半个世纪前遭受如此巨大的困难，可以色列当地人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偏爱东方犹太人。用比较科学的术语，就是他们对地域的认同，超过了对宗教和民族的认同。

　　又比如，许多经济学家正在印度开展研究。印度多年来一直存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纷争。1947年的印巴分治和1971年的孟加拉国独立，就是这种宗教斗争的最好注脚。一直到2002年，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还发生了骚乱，上千穆斯林在骚乱中死亡，震惊世界。宗教所导致的社会身份认同，无疑是印度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

　　可是，它到底有多重要？印度分成不同的区域，说着不同的语言，写着不同的文字，拥有不同的社会分层。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仍然去研究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找一群旁遮普地区的、说着旁遮普语的旁遮普印度教徒，测验他们更为信任一个旁遮普地区的穆斯林，还是更为信任一个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徒？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宗教差异所导致的对信任的影响，不见得比地域差异的影响更大。我们在研究宗教冲突的时候，不要忽视其中隐藏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收入、从事行业之类的影响。身份认同有时候并不是导致两个群体发生冲突的原因，而只是结果，是他们为了冲突而相互赋予的身份标签而已。

　　建立起某种社会身份认同，人才会感到安心

　　为了确认这个效应，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又做了很多更深入的工作。二十年前去世的社会心理学家泰费尔（Henri Tajfel）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关心的问题也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但是在开始实验前，先让所有人观看两组抽象画，并要求被试者表明自己更喜欢其中哪一组画。

　　这两组抽象画分别由著名抽象画大师克里（Paul Klee）与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创作。这两位大师处于同一时代，相互之间不仅熟识，还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所谓“蓝色四人”。这两位大师的画风比较接近。也许一位专业的艺术评论家会认为，康定斯基为了阐释自己的抽象表现主义理论，而使用稍显僵硬的色彩与线条。而克里看似稚嫩的色彩与线条更为自由，让观众仿佛回到童年梦幻中的奇异世界。但一般非专业的受试者可说不出那么多，他们表明自己的审美偏好后，泰费尔就根据这种偏好将受试者分为两组，开始进行信任与合作的实验。

　　显然这种纯粹依据审美偏好进行的分组，与信任、合作等社会心理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理性地看，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信任喜欢康定斯基作品的人，更甚于信任喜欢克里作品的人。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在实验中，当受试者知道周围人与自己一样，喜欢康定斯基更甚于克里的时候（虽然他们也对康定斯基或克里毫无概念），他们的信任与合作水平显著地提高了。他们确实仅仅因为其他人和自己有相近的对抽象画的审美口味，就更多地相信这些人，这是一种符合理性的行为。

　　泰费尔据此证明，人之所以有社会身份认同，并不只是对一种社会现状的确认，而是人天然地需要有这种认同，只有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社会身份认同，人们才会感到放松与安心。在实验中，在面对完全陌生人的情形下，即使是与判断、决策毫无联系的对抽象画的审美，就像稻草对于海水中挣扎的人们一样，也立刻成为了人们建立认同的事实依据。

　　用学术的方法把身体感受表现出来

　　这些研究发现，对于许多学科的学者而言，喜忧参半，感慨万千。喜的是，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更多地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深层模式。忧的是，过去许多基于身份认同的重要社会科学概念的根基受到了动摇。我们坚信不疑的一些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社会身份认同，或者它的反面即歧视，对每个人都有影响。一些认知科学家的研究甚至表明，遭受歧视时，大脑所反映的对痛苦的感知，与身体上挨打的反映几乎是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歧视就是一种直接的暴力。但是与身体遭受暴力相比，歧视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外显的证据，让我们无法证明，从而加深了痛苦。

　　而阿克洛夫这些学者的研究，就是试图用学术的方法把这种身体感受表现出来，加以分析，最终使我们明白，其中有不少社会身份认同竟然只是幻觉。与此同时，这些对于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本身的方法论也有重大意义。当我们研究的对象并不准确甚至并不存在时，研究本身也就失去价值了。很多年，罗塞塔石碑很偶然地把多种语言汇聚于一处；很多年后，罗塞塔石碑又变成了我们理解多种语言的钥匙。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恐怕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