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的美好生活

　　杨海潮

　　《舌尖上的中国》从食材和食品制作工艺的角度，来呈现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中国文化，触动了我们关于家乡、关于母亲的回忆，以至于 “家乡的美食”一夜之间成了公共话题。

　　这部纪录片确实拍得好看，那些赏心悦目的画面，不断地勾起观众的食欲，难怪有不少人撒娇，说它的播出时间不合适：夜间十一点前后，肚子正饿着呢。

　　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使我学会了利用简陋的食材和器具也能做出一顿活色生香的饭菜，即使只有一块饼子，也能蘸着豆腐乳吃成一顿非常满足的正餐。我看着电视，关注和琢磨人家的那一道道美食是如何做出来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形象生动的影像技术使人恍如置身现场，我一边欣赏人家的美食，一边体验人家的情感。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观众和我一样，喜欢这道视觉的盛宴。

　　然而，满足之余，我很遗憾那些话题和画面跳来跳去，没有提供更具体深入的细节，也怀疑其中的一些陈述和判断究竟有何依据，例如，白族的乳扇究竟是不是元朝的蒙古人带来的技艺，就是一个大问题。当然，《舌尖上的中国》内容极为丰富，而每一种食材或每一项食品加工技艺的历史文化，都需要有深厚的研究作为支持，我们不能苛求一部纪录片像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一样全面和深刻。实际上，《舌尖上的中国》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共鸣，就已经表明它足够成功了。

　　只是这种满足是电视给我们的，电视在塑造着我们的美好生活以及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塑造着我们看待生活的眼光，电视甚至成了我们的生活指南，越来越多的人跟着电视变成了车奴、房奴，跟着丰胸广告和纷纷袒胸露乳的女明星变成了“胸奴”。在一部又一部的古装电视剧里，农民穿着礼服在田间地头干着农活，连乞丐都衣着光鲜，让不经世事的少年以为古代中国真的很富足，以为我们的祖先真是比别人阔多了。

　　就食物而论，电视里面，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深厚，中国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于是我们似乎就真的地大物博、文化深厚了，似乎就真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但是，在电视外面，过去，大多数中国人“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因为贫穷，因为没东西可吃，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来填饱肚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因为恐惧，因为到处都是不良制品，不知道还有哪一种食物没有邪恶地利用化学原料。

　　这让我很疑惑：就在一夜之间，《舌尖上的中国》和“家乡的美食”成了我们的公共话题；而在这一夜之间，“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各种困境不再被我们关注。对于我们这个被称为最有历史感的国家来说，从社会大众的兴趣焦点转换得如此迅速来看，我只能说这种所谓的历史，应该只是历史书，而且可能只是“我家祖上比你家阔多了”的历史书。

　　中央一台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媒体之一，它的一个报道就足以左右一个产业的起落和走向，那么，在黄金时段连续几天播出《舌尖上的中国》，不论有心无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至于这背后的态度是什么，我不愿也无力去揣摩，《舌尖上的中国》极富有人情味，它付诸影像而收获眼球，施功舌尖而不及口腹，端出一个天南海北的美食大拼盘，而我想学习学习“圣人为腹不为目”的教诲，还想看看电视里没有的贫贱之食。

　　我需要从无字之处读书。沈宏非先生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文化顾问，我一贯喜欢他的饮食文章，游离于口腹之间、腰带上下的《写食主义》、《饮食男女》等等，就像柳永的词，活泼跳脱、意蕴绵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舌尖上的中国》却像一部专为少年儿童所写的春天的童话。

　　小时候跟着父亲很奢侈地下馆子，那时候，即使我们只点三两个菜，都已经和我家的经济水平不相称。但是，在我有限的经验里，几乎每一次，他点的饭菜都会超出我们的食量；几乎每一次，我正吃得津津有味，他就已经吃完了，抽着烟看着我吃，说是吃饱了；几乎每一次，在我们离开之前，他都会朝某个地方点点头，然后指指餐桌，然后起身；几乎每一次，我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个帽子压得很低的人坐下来接着吃。

　　我不敢去揣摩父亲当时的目的和心态。如今，我自己掏钱下馆子，有时会见到有人进馆子来帮人擦皮鞋，他们衣着破旧、灰头土脸，他们斜挂着箱子，一桌一桌问食客“老板，擦皮鞋？”即使没人应声，他们还是转来转去，而餐馆老板和服务员也不赶他们走。等到他们离开时，他们不是挣到一块钱、两块钱，而是带走了自己的一顿午饭或晚饭：哪一桌客人吃完了、起身离开，他们就在桌边停住，迅速掏出一个或几个塑料袋，把桌上剩饭剩菜倒进去。遇到这样的情境，请问你是要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带走，还是多点一道菜、吃不完就留着？我一直都非常尊敬这些吃剩饭、不要饭的人。虽然他们让我非常害怕这个问题。

　　撒娇是寓褒于贬的评价，表面上看似疏远，骨子里透着亲近，《舌尖上的中国》拍得好，担得起这种撒娇。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会假装没有这个问题，说：《舌尖上的中国》好看，确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