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我和弟弟王小波

　　一帮孩子凑在一起，手里又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慢慢就变得和土匪一样

　　文 | 王小平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共产党人好像种子，人民好像土地”，“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抽象的政治语言被谱成歌曲，化作抑扬顿挫的旋律，从窗外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传进来。音量宏大的广播，一天到晚，无远弗届，在听与不听之间已经没得选择。缺乏选择的生活好像是一种贫瘠的生活，像一池热水一样，蒸气腾腾，让人不愿意跳进去。

　　据我看来，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堕落的倾向，所以像丑陋的隐私一样无法示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压根没有这种问题。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容易地把自己纳入简单的思维定式，删除一切多余的心理活动，在贫瘠的精神生活中如鱼得水？唯一可以想出的答案是：他们没在广阔的世界里逛荡过，就像一个从小在斗室里圈养的人，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所以可以做到“审容膝之易安”。

　　我们一向缺乏管束，散漫惯了；沉湎于意念自由驰骋的快乐，崇尚着哈克贝利那种无人监管、随心所欲的生活；暗地里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当作自己的梦想；憧憬着一种像“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愉悦”那样的飘逸生存方式，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偏安一隅，对政治潮流敬而远之。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有一种清教徒色彩：严肃，古板，清心寡欲，用一些规则严格地约束自己和他人，提倡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洁癖，同时对不洁的人施行严厉的惩罚。这种风格与我们自幼形成的散漫习惯格格不入，再加上我父亲半生的苦恼经历和现身说法，使我们把政治看作一个令人发怵的热水池，能避则避，实在无可规避的时候，也只有硬着头皮跳进去。那种感觉与哈克贝利星期天梳洗打扮，进入主日学校并无不同。

　　童年时候，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比较宽松、有些人情味的社会环境，只要不触犯某些禁律，寻找一个世外桃源并不困难。到了60年代中叶，革命的钳子是越收越紧了，令人不由得想起安徒生童话中丑小鸭的故事：寒冬时分，湖面上是一片冰雪世界，只剩下丑小鸭在其中游泳的一泊活水。这冰面还在一天天聚拢。丑小鸭在不断缩小的水域里游泳，徒然地抗拒着四周侵来的冰面。直到最后一天，寒风中，冰面合拢，丑小鸭被冻实在冰层里。

　　革命洪流中的异类

　　我曾经读过不少对“文革”反思的文学，它们通常讲述一个政治层面上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各式各样，遭遇不一，但他们在虔诚地怀抱政治信念方面则是一致的。他们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在大师兄引导下得了法。只觉得醍醐灌顶，眼前一亮，正义和邪恶刹那间泾渭分明。他们从此进入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身不由己地加入斗争洪流，像堂·吉诃德一样手持长矛为正义而战；或则伤人，或则被伤，伤人者也逃不掉被伤，经历各种起伏跌宕，最后毫无例外地吃了亏。事后说起来，一个个冤得要命，细细想来，大家疯疯傻傻地闹了一回，倒有点像是自取其辱。

　　我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很久以来，我们就为无法在精神上融入革命洪流而忐忑不安。按照小波的说法，人人在衣柜里藏着一具骷髅，他的骷髅就是他自己。人是社会动物，有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心理上未成熟的孩子通常缺乏自信，一旦发现自己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成了个异类，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公开自己的秘密，从此遭受公众唾弃，另一条是掩盖自己的内心，像间谍一样戴着假面做人。但这样一来，势必要终身当一个言不由衷的伪君子，交不到知心朋友，仍然违背融入社会的初衷。

　　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严重的毛病。一是没心没肺，缺乏强烈的感情。在忆苦大会上人人涕泪滂沱，我的眼泪却不知在哪里，实在是尴尬得要命，恨不得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小波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的应有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水桥畔，别人欢呼雀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我很不容易昏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为了便于理解，这儿需要加入一点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见到伟大领袖的时候，最起码的要求是幸福至极，流下泪水，最好是幸福过度，昏厥当场。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就说明良心有问题。

　　第二个严重毛病是怀疑主义味道太重，喜欢格致物理，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参验，务求万全，很不容易相信一件事情。这本来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哲学思辨精神。笛卡尔信奉严格的怀疑主义，企图从知识中排除一切可能的假象，最后找到了一个他觉得无法颠覆的事实，即“我思故我在”，并以此为支点建立起知识体系。他一定想不到他费了这么大劲儿才琢磨出来，自以为无法颠覆的哲学体系在后人眼里一文不值，只消用“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轻易批倒。

　　这一套东西虽然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仍在我们心里阴魂不散。其结果是使我们无法像众人一样虔诚地接受主体思想，只能像自由电子一样在轨道外运行，成为革命洪流中的异类。我们心怀鬼胎，陷入深深的惊恐，不知道这样下去会落个什么收场。

　　“看，这么多鸭蛋”

　　当时，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学校早已停课了，我们受到父亲的株连，当上了“狗崽子”，政治上入了另册。其实我们对政治并无特别的兴趣，但“狗崽子”的称号究竟是对自尊心的严重挫伤，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头上的天空仿佛已出现了裂痕，整个世界因而变得残缺不全。

　　当时的革命行动，主要是贴大字报，抄家，打人。有一回副校长被抄家，全校的学生都到场观看，我也混在人流中去了。据说我们的副校长曾入过“三青团”，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罪名。还有一条罪名他也是逃不掉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他们住的是平房，两间屋。进屋一看，所有箱笼都被打开，东西被扯出来，地面上一片狼藉。一个学生站在中间，愤怒地指控道：“看看，他过的什么奢侈生活，看，缎子被面”，一边把被面从箱子里扯出来，扔到地上，“看，这么多鸭蛋”，一边指着一篮子鸭蛋。那可能是人家买来准备腌鸭蛋的。接着就把鸭蛋倒到缎子被面上，在上面一通乱踩。副校长的太太好像是个南方人，个子不大，胆子可不小，这时候忍无可忍，跳出来抗声道：“我们这点东西算什么，你们回自己家看看，哪家不比我们强得多”。

　　她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的学校叫一零一中，在北京有点名气，是个干部子弟荟萃的地方。就说我们那个班的学生，家里净是当官的，起码是司局级，或者军长司令的级别，比起一个中学副校长是阔多了。可惜那时候的人都是一根筋，说你奢侈，你就是奢侈，没有人转着弯去想更多的道理。

　　接着，我们被安排参观一个穷校工的住所。那意思是让我们亲眼看看副校长和工友生活的差别，其贫富之悬殊不亚于当年的地主老财和长工，借以激发我们的阶级仇恨。我们看了那个校工的宿舍，家徒四壁，确实和寒窑差不多。但又听说他挣的钱并不算少，只是爱喝口酒。从古到今，喝酒败家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意义，一边走一边嘟囔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幸而无人听见。

　　由于出身的原因，我在学校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整天无所事事，经常袖一本线装古诗，遛达到鱼塘边的树荫下消磨光阴。再后来根本不到学校去了，成了个彻底的逍遥派。听说后来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很是干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把学校的老师弄到一起，成立了三十六人的劳改队，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

　　一帮孩子凑在一起，手里又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慢慢就变得和土匪一样。他们把蛇盘在女老师脖子上，把棍子捅进粪坑，再插到老师嘴里，把老师的脑袋当垫木，放在撬棍底下撬石头。幸而胆子还不够大，或者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总算没有打死人。

　　我不再上学了，和小波会合在一起，在人大东游西逛，到处看热闹。校园里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字报”看多了，终于领悟出它们的一个共同精神，就是指责别人是败类，是阴险的敌人，或者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列入狗屎堆的人物上至中央大员，中至学校领导，下至许许多多的平头百姓，看来剩下的好人已经不多了。

　　有些“大字报”专门揭露别人生活上的种种疵点和隐私，譬如某人何年何月烫发，抹口红，打扮得像资产阶级太太；某人买了高级手表，生活腐化；某人在延安一天要吃一只鸡；甚至某人和老婆一起洗澡，生活淫乱无耻。看来在这个万事不循常理的时代人们已经发了疯，或者智力堕落到三岁小孩的水平。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和老婆一起洗澡算不上无耻，他们还可以干比洗澡淫乱得多的事情，不然小孩子从哪里来？

　　使我们挂心的是父亲受到什么样的指责，于是到处寻找有关他的“大字报”，最后找到了几张。只见上边提到他的历史旧账，并把他斥为“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当时算不上什么严重罪名，只因反动帽子满天飞，法不责众，反动的人多了反而安全。另外人大的学生还算文明，不像中学生一样动辄痛殴老师。有的中学，像离我们不远的十九中，简直成了屠场，用大车往外拉死人。

　　我估计他挨斗是难免的，但他政治经验太丰富了，定能化险为夷，逃过此劫。有一回，我们看见一大堆“黑帮”在教室里唱“语录歌”，他也站在其间。只见他手举小红书，面无表情，双唇一张一合，好像和尚念经。我猜这是批斗后的余兴节目。他回到家里，对外面批斗的事一字不提，完全跟平常一样。

　　世界已经疯了

　　革命时代有一个好处，就是提供了大量新鲜刺激，再不会有人抱怨生活沉闷无聊。世界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旋涡，出人意料的事情在周围不断发生，一切都不循常轨，匪夷所思。说老实话，我们再也看不懂这个世界，不知道它这是要干什么。来龙去脉皆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既找不到线索，也无法用逻辑分析，我们一向引以自傲的理解力受到空前的挑战。一个下意识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既然世界已经疯了，一个弱小的个体在其间又能干什么，保持自身的理性还有什么意义？譬如下雨天，人们通常打把雨伞出门，这是因为雨点从天上往下走。假如天地发了疯，把雨点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打来，雨伞就变得毫无用处，成了一个累赘。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保持理性通常会带来益处，但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理性是否仍有益处就大可质疑。所以也许应该破罐子破摔，放弃自身的理性，与狼共舞。但这种做法与我们多年来的思想宗旨不合，好像是在倒行逆施，是一种真正的堕落。

　　我们陷入精神上的惶恐，没日没夜地想这些事情，很羡慕那些头脑一根筋的人轻易获得的无上幸福，希望能刹那间忘掉那些邪恶的知识，变得像兔子一样心志单纯。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正像一个人没法阉割自己一样。已经进入脑子的东西就难以拿掉，除非你能证明那些东西是谬误。黑格尔说，你可以把黑暗中的一棵树当作人，但你一旦看清它是棵树，就没法再把它看作一个人。这就是说，思想从简单到复杂是一条不归路。思想单纯是一种天生的美德，但它就像贞操一样，一旦失去就无法复得。我们的思想贞操早已随着东流逝水漂入大海，现在想找回来谈何容易。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如果像大清末代皇帝一样，劳改上十年八年，或者也有返朴归真的一天，但我们又不愿付出那样的代价。想来想去，什么结果也没得到，只好采取鸵鸟政策，把脑袋插到沙堆里，把一切交给上帝，祸福由之。说得好听点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说得难听点叫苟全性命于乱世，混一天算一天。

　　我们住在人大的单元楼，叫作林园楼。在林园楼的东面，有一片密密的小树林，里边有一口枯井，至少有两丈多深。这个小树林一向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大人很少进去。但在那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大人鬼鬼祟祟地往里钻，而且多半在天黑之后，好像是在干什么秘密勾当。听别的孩子说，他们是在往井里扔一些不易销毁的旧东西。

　　有一个胆大的孩子，顺着绳子下到井底，在里面看见大量好东西，光袁大头就能装一簸箕。这东西要是在抄家时被发现，就是梦想复辟的铁证。只消问一句：你留着它们干什么，是不是等着国民党回来花，就足以让人百口莫辩。井底的藏宝引起了我们的贪念，要不是有没处存放的顾虑，我们准会效法汤姆索亚的榜样，把这些宝物起得一干二净。这口井不知今天还在不在，如果能找到，把它好好淘一淘，也许能发一笔大财。

　　我们家没啥东西值得往井里扔。我姥姥的针线笸罗里倒是有两个“袁大头”，那时早就藏了起来。就算被造反派发现，谅他们也不至于跟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为难，更何况她还是一等一的贫苦出身。唯一可能惹事的就是我父亲那一屋子书。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父亲虽然万般不舍，也只有把它们处理掉。于是这些书被塞进了麻袋，一趟一趟用自行车载到海淀镇的废品公司当废品卖了。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被烧东西的气味惊醒，赶忙爬起来看，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只见我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半边身子被火光映红，在火盆里一张一张地烧自己的手稿。他有一个宏大的志向，就是要写出一本名为“人类思维史”的皇皇巨著，为此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用了多年心血，写下了三四十公分厚的一摞手稿。如今遭逢乱世，为了能生存下去，只好把手稿付之一炬，这座精神大厦像阿房宫一样化为焦土。

　　我听说写书的人都把自己的著作视为亲子，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怎舍得亲手烧掉自己的孩子。此时此刻，他一定像黛玉焚稿一样内心泣血。我看着这惨痛的一幕，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摘自《我的兄弟王小波》

　　王小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