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个人权益与干部特殊化的边界

　　某市老干部局网页上有一则“加强老干部医药费用管理”的经验介绍：由于离休干部普遍年迈体弱，对医疗、生活等个人凭证的自我管控能力降低，致使身边人员甚至一些不法分子盗取“红卡”等老干部医疗福利资源牟利，老干部医药费用使用失当、过度。为此，老干部局配合社保、卫生等部门，完善老干部医药费用的分析排查、跟踪管理等各项制度，对配药情况可疑的医疗卡及时采取措施；加大奖惩力度，每年对节约医疗费用的老干部实施奖励；加强老干部乃至老干部家属的思想教育工作，确保老干部医疗权益不受侵犯、不被滥用。

　　所谓“红卡”，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等）的专用医疗卡，在就医用药、医疗看护等方面有不少便利，各地对“红卡”也都有相当的财政投入。但上述案例表明，某种专属权利一旦“外溢”，就会变成“干部特殊化”的不合理特权，损害公平。

　　《党章》规定，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红卡”可视为政策范围内的个人权益，它配给特定的个人，而绝不包括个人之外的家属、身边人员等。但很明显，“利益均沾”在现实中司空见惯。

　　《党章》还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979年，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讲到，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他力主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虽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相比老干部医疗权益被滥用，很多在位干部的权益（如用车、住房、公款消费）和权力（如审批权和监管权）也常常超越合理边界，被用到不该用的地方。没有严格的边界意识和防范惩处措施，邓小平所说的“搞特权，搞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