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幸福指数与美国政策辩论

　　 《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James Bovard题为《“幸福指数”比GDP增长率重要吗？》的评论，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并认为创设国民幸福指数的政策意图在于“反对一切试图限制财政支出的努力”。

　　 近年来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用于衡量公民是否真正幸福是存在缺陷的。比如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就警告说，对GDP增长和企业利润的追求，实际上恶化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鉴于这种日益强烈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正在资助制定新型幸福指标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专门小组正在分析调查美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建议，调查结果被认为可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

　　 James Bovard指出了此前诸多国民幸福指数的支持者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即构造一个联邦幸福指数将是一件棘手的任务。

　　 其一，调查是否准确。他1980年曾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为人口普查局工作，该局连人头都没有数好，何况衡量情绪远比数人头困难。

　　 其二，调查是否会被人操控。他问到，联邦人员会不会像他们对待失业率那样操纵幸福统计数据？如果有人没在之前六个月主动寻找快乐，那么他们会不会被正式排除在官方统计之外？政府官员会不会炮制出“季节性调整”来忽视掉绝望感的月度波动？

　　 其三，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是否可信。比如，官方情绪调查会不会忽略掉中年男人因脱发而产生的任何不幸福感，就像消费价格指数常常忽略居住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样？

　　 他批评美国劳工统计局现在通过据称与消费产品质量提升相关的“用户体验调整”来压低官方通胀率。由此他认为，联邦人员或许可以通过加入额外的满足感来提高幸福率（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确实意识到政府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好事情，这种额外的满足感就会存在）。因而他质疑，有理由指望联邦幸福指数比通胀率更可信吗？

　　 这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的确是国民幸福指数要增强可信度必须回应的难题。但James Bovard批判国民幸福指数的要害，在于幸福指数的推动，内在包含了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提升幸福感的政策逻辑，而他基于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立场，从根本上否定幸福指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James Bovard分析了幸福指数运用于政策的路径，认为其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增加公共投入的经济刺激方案产生“幸福乘数”。他将之与凯恩斯学派的“乘数效应”相类比。

　　 他抱怨道，几年前美国联邦统计数据曾阐述过去几年的“乘数作用”，美国2009年经济刺激方案所花掉的每一美元都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57美元（每一美元的食品券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84美元，每一美元的失业救济会产生2美元），而如果根据这些公式，美国经济两年前便可实现强劲复苏。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由此他嘲弄，如果用“主观幸福感”调查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也会有同样结果，那种“入不敷出的花钱方式会自动产生一个2.4的‘幸福乘数’”的预测是完全无法兑现的。

　　 因而，James Bovard对幸福指数最核心的批判是，政客们将利用幸福感调查作为杀手锏，以反对一切试图限制财政支出的努力。比如，如果一位监察长发表报告称政府的一个支出计划不合理，那么美国国会议员们便可援引幸福感调查结果进行回应。因为调查显示，对该计划高尚意图的华丽渲染让民众涌起一股巨大的满足感。到那时，像美国志愿队这种只是为了创造就业而设立的可有可无机构，可能会摇身一变，成为“创造幸福”的功臣。

　　 由此看来，凯恩斯学派与自由放任学派之间的争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围绕是否应该扩大公共支出、增加民众福利的争论，已经扩展到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新兴领域。可以预期，这一争论在政治上的进展，也将对幸福指数在美国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