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和需求两层面改革需同步

　　本报评论员 郭凯

　　近日公布的引导民资发起村镇银行、参股城商行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规定，是中国从供给层面出发的扩大多元资本投资改革的重要一环。而由于中小企业的投资活跃程度，影响着宏观经济在供给层面的整体活力，那么让金融投资改革尽力扭转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服务不足的缺陷，应该是改革有待实现的首要目标。

　　当前仍需注意的是，如果不采取有针对性的市场结构调整，整体增加金融供给未必会改善中小企业处境。比如，最近以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外资金融机构宣布增加在华投资，并获得新的城市分行牌照。银监会在银行业统一的准入标准上，不对民资设立单独标准，已经解决了内外资同权的问题。不过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在银行业扩大投资供给，往往会进入成熟的大企业市场和高财富人群市场。

　　虽然资本的逐利选择本也无可厚非，但作为宏观经济主管部门，就需要考虑金融改革也应服从于整体的宏观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因此，金融改革就应该让那些立足于服务村镇地方和城市小社区内的中小企业的新型小银行，获得最多的政策鼓励或自主改革优先权，让这些小银行得到发展。

　　以全国工商联曾经力推的民生银行为例。民生银行最初以服务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立行业务，但是在其面向全国的快速扩张期，导致了超过8%的不良资产率，后来在2000年代初转为定位服务优质大客户，成为和银行业市场中的其他银行基本无差异的金融机构。当前的金融改革，则应避免重复历史，着力先让各地的地下借贷市场通过发起小微银行等机构，走向正规化，因为这些地下市场，实际上多数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融通服务。

　　推动以乡镇、城市社区和有限城域为经营范围的小型银行类金融机构，让其先行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也让这些小银行获得最大的贷款利率自主定价权，来应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高风险。这样的金融改革，既不必限于温州或者少数地区，也不应着眼于在全国推新的全国性银行。在全国层面，则应加快拟定《个人破产法》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优化风险管理的制度，来辅助地方金融实验。

　　作为从供给层面出发的改革，金融投资改革和在其他产业推动的投资改革类似，改革成果也会受限于中国经济中整体内生性需求不足的矛盾约束。供给层面的改革会对激发经济活力有良好作用，但如果化解巨大收入差距、提高多数人消费的需求层面的改革推不动，单靠供给层面的改革也很难带来增长模式改良和可持续增长效应。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变量受政治经济多重因素影响。凯恩斯从需求出发的经济管理思路，并非是着眼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简单对比，而是在分配缺陷导致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着眼于寻找恢复和保护长期需求的方案。虽然受限于和政治社会融合分析的程度限制，凯恩斯经济学有其局限性，但是其立足于需求的最大意义，在于明示了中国若没有让多数人的需求实现增长的深刻改革，供给层面的改革效应将是比较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