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当防路径依赖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七大战略性产业，作为今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方向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

　　 坦白说，当前在国内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欧债危机高危复杂等巨大的内外不确定性下，国务院提出七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既具有“稳增长”的现实要义，又带有前景式战略考量。毕竟，这些战略性产业被公认为决定未来各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战略产业。而当前政府高调推出产业振兴规划，反映决策层已认识到，经济刺激不会根除经济周期性调整，相反将使大量储蓄投资于低效、无效项目，加剧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甚至使经济陷入滞胀化泥潭。

　　 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炉，并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经济开新车走老路的担忧，尤其是在目前内外需萎靡，传统钢筋水泥式投资乏力的当下，各级政府很可能借战略新兴产业规划之名，行积极投资的钢筋水泥工程之实，尽管这将加剧国内经济转型困惑，浪费创新资源使中国错失在新兴产业赶超的战略机遇，难以摆脱后发劣势。

　　 具体而言，鉴于经济绩效主导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升迁，当前各地政府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殊不知，在发改委主导产业布局和项目审批下，借发展光谷、生物园区、节能环保园区等很容易获得项目审批，以及银行信贷支持。不过，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将属于基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性行业，是市场驱动型而非政策拉动型领域，这意味着要在这些行业实行突破性发展，亟需的是良性市场秩序下的市场竞争自由。而优惠政策只是一个重要激励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因为决定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突破的关键信息，分散在一个个市场主体中动态化呈现，且需通过市场主体间的趋势互动博弈才能提炼和发掘，任何再强大的政府，哪怕通过先进的信息搜集模型，都不会也不能获得决定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突破口的关键信息。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在新兴产业上所积累的存量知识厚度依然匮乏，国内企业要么通过FDI和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国际技术外溢，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如国内光纤产业，装备制造业等，要么通过购买和模仿国外技术，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加之当前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经济激励机制等不完善，使得国内企业缺乏丰富的存量知识厚度，推动技术和知识创新，而更多依赖国际技术外溢。

　　 鉴于此，政府主导下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很容易异化为通过战略引资、技术购买等，进行规模化产业投资，以寻求规模经济优势，忍受规模效应报酬递减效应，而无法享受创新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增收益。因而随着国际新兴产业技术的创新速度加快，原先的投资将变成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而加剧资产不良化风险。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例可循的。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电、汽车等一直面临重复引进之尴尬，近年来中国在光纤、LED等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都遭遇到因国际技术进步导致的资产不良化风险。

　　 由此可见，当前要避免开新车走老路，亟需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行权边界，避免公权过度干预新兴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活市场内生竞争和创新活力。而政府当以通过改革税制推动减费减税，财政贴息性研发创新贷款支持，改革会计制度使企业研发和运营成本能足额税前抵扣，以及强化基础性研究等，鼓励和护航国内新兴产业发展。同时新兴产业发展需容忍经济周期调整，因为经济周期调整恰为新兴产业孕育低成本环境，若把新兴产业作为稳增长手段，就无法避免开新车走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