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金融创新要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

　　本报记者 袁益 上海报道

　　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欧美经济的疲弱更是让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增速放缓。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经济要想稳定发展，必须合理地解决好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5月27日，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指出，发达国家要杠杆化，所以要抽回资金，这样就会减少投资FDI，这些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有影响。而他也预计，根据现在释放的信息来看，我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只有这样我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可能达到8%左右，但是同时，通货膨胀的问题也会随着适当的货币宽松政策再度出现，再加上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还有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今年的通胀率或将达到5%。

　　《华夏时报》：今年全球经济的走势是什么样的？对新兴经济体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成思危：今年的经济比去年放缓，去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差一点到4%。今年的情况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的经济增长从去年的1.6%很可能下降到今年的0.8%以下，有一些专家认为是负增长。这样的情况下，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比较明显，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需求的减少，外贸和顺差方面，我们受到了影响。第二，由于他们实行的是低利率政策，美国是0至0.25%，欧洲是0.1%，这样对新兴经济体会有压力，中国的通货膨胀是4%，其他的金砖国家超过了6%。所以印度、俄罗斯的利率高于8%。最后它要杠杆化，所以要抽回资金，这样就会减少投资FDI。这些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有影响。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对中国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作为新兴经济体，我们在这样一个总体增速放缓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应该如何应对？

　　成思危：今年中国的经济肯定是下行的，我希望全年能够达到8%左右，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温家宝总理提出稳增长，我认为全球经济是互相的，不能脱钩的。新兴经济体要做好它的经济，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可以贡献的多一些。

　　《华夏时报》：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去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所出现的问题？

　　成思危：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对付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还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今年一季度我们只有8.1%的增长速度，去年是9.2%，二季度的情况可能更不理想，低于一季度。所以如果我们三四季度再不做出一些相应对策，我个人认为，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7.5%。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是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改革。我的看法是：第一，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这样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要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我们大家敢消费。同时创造出新的产品吸引大家，让大家愿意消费。

　　第二，我们要从外延性增长转到内涵性增长，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管理，降低环境的成本。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制造业大概是2亿从业人员，创造的价值是16万亿，就是每个人只创造8万，这当中要交税，要发工资。因此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整个经济想转变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要加强管理资金使用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外延性动力转到内部动力。中国政府靠外资，靠政府跟政府部门的关系等等，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职工的积极性。目前中国的老百姓经济水平普遍不高，大家有一个致富的愿望和积极性。所以我们要依靠这种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发展的根本，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三个外转内，我认为可以比较好地解决通缩和增长的矛盾，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华夏时报》：您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呢？

　　成思危：根据现在释放的信息来看，我们国家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了。这样全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到8%左右，但是这样通货膨胀相对来说就不可能按照我们预定的4%了。因为货币政策放宽了，通货膨胀肯定是容易上去的，再加上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还有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以今年比较好的结果是8%的增长率和5%的通货膨胀率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曾经讲过要处理好四个关系，长远来看我们要靠教育，中国想要赶上发达国家，不是说靠GDP就能赶上的，而是要在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科学知识、实用技术方面赶上才可以，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所以经济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可以保证我们的后天，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所以要从这几方面真正下工夫。

　　《华夏时报》：改革目前还面临着哪些困难之处？

　　成思危：形势好的时候不愿意调，因为都赚钱，形势差的时候不敢调，怕出问题，所以结构老是调不了。我认为当机立断、下决心要靠调整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的领导可以下这个决心。

　　《华夏时报》：上海市政府现在出台一个政策，允许美国有50亿美元的基金来中国融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可以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中国一些投资渠道，您对于这个前景怎么看？

　　成思危：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金融改革，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我曾经讲过中国金融改革的三个方向，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系统化。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化，是我们要增强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否则，我们永远是低效率的。我们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平均是4%的收益率，美国投资平均是8%的收益率，我们情愿买没有风险的4%的收益，没有人买有风险的8%的收益，所以我们会低效率。还有我们要金融市场化等等。

　　系统化，实际上就是要混业经营，综合监管的问题。我们要向国际化迈进一步，任何的国际化都有风险，但是我们要迈进去。像温州金融改革，允许个人对外投资一样，当然这里头有两条，一个是违约，再一个是金融衍生品。这个金融衍生品是虚的，现在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加上股市市值和债券余额，金融衍生品没有平仓的数将近800万亿，所以这就是金融创新过度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创新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