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瓶外的光明

　　刘旭俊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在我个人的阅读史里它无异于一场三对三的意识形态辩论赛。有幸的是，这是迄今为止我通过阅读聆听到的最好的一场争鸣。正方辩友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反方在文学史上被誉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分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辩论赛的主席显然是马克思，他端坐在双方的中间作为连接两者的分割点，正方都坐在他提出政治理论之前，而反方全部坐落于他逝世后的历史坐标上。

　　对我而言，这场辩论赛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奥威尔。十九岁那年，老师向我推荐了《1984》，理由是我这个生于1984年的人应该看看预言我出生年发生了什么的同名小说。看过之后，我大言不惭地对他说：这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确切的出生时间是1985年1月，如果预言的年份更精准一些就好了。彼时我从未听说有用“1985”来命名的文学作品，当我看到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之后，立即因为暗合当年的一句戏言而萌生去读的念头。书的封底写着：“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1984》的世界已经过去，现在进入了《1985》。”这句话让我更加兴奋。

　　《1985》是《1984》的续篇，除了温斯顿、裘莉亚和奥勃良继续领衔出演以外，又增设了哲学家赛麦、经济学家维特斯、诗人安普尔福思和历史学家派逊斯，以及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等人物。不同于常见的小说叙事形态，《1985》通过这些人物的回忆录、官方公告、报刊摘要、诗歌、札记与历史学家的注释构成了叙事性。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老大哥死后，体制出现松动。老大姐名义上成为最高领导人，但因为威信不够而导致形成集体领导制。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大洋国物资极度匮乏，在与欧亚国长期的军事冲突中突然一溃千里，空军被全歼，眼看外敌就要兵临城下。内忧外患之下，核心党成员分裂为“铝派”（激进派）和“纸派”（温和派），官僚、秘密警察、知识分子与民众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久尔吉的匈牙利老乡、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过类似的宏观描述：体制变化必与该体制符号人物的生理躯体消亡有关。在《1985》中，老大哥身患诡异的疾病丧命。他死后怎样？在久尔吉笔下，老大哥死后一是混乱，二是灾难。

　　当然，千万不要误会，这并非体制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诡辩说辞：只有老大哥在，才能确保社会安定团结，而一旦老大哥不在了，社会就将陷入一片混乱。事实上，即便没有一步登天地从极权社会进入自由社会，这些从一种最差的稳定过渡到一种略差的混乱、一种必然的灾难蜕变成一种非必然的灾难，实属不易。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叫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期；用一种较为学术的方式来表达，则是从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看到哈维尔的《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与《无权者的权力》等几篇文章。换言之，也就是从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进步。

　　之所以如此说，只因《1985》中的自由极为脆弱。根据约翰·密尔《论自由》一书对“自由”的界定：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小说里的自由却成了当权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施舍的自由。当局为了重拾民心，启用温斯顿担任《时代》文学副刊的主编，秘密警察奥勃良与温斯顿“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局与知识分子携手进入蜜月期，甚至还在栗子树咖啡馆里大办百花齐放的文化沙龙。只可惜好景不长，任何施舍的东西也可以随时没收。经历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顿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绝望得或自杀或投诚，而温斯顿再度身陷囹圄，这一次逮捕他的是祖国与敌国的“联合行动”。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描述过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大意是奥威尔害怕的是极权强制禁止自由，赫胥黎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强制，人们也很可能在自由中无所事事。现在，久尔吉提出了一个更具时效性的问题：那些虽不是极权却也绝不自由的转型社会又该如何？《1985》暗示的答案或许是令人悲观的，就如同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四周都是光明，可每次迎向光明的结局都是撞到头破血流——此刻的光明虽然近在咫尺，却随时都可能得而复失；背后的黑暗看似很远，却很可能在下一秒就能重新将你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