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评价体系应避免固化南北差距

　　贾晋京

　　被联合国官方网站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活动”的“里约+20”大会召开在即，各种“热身”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今年4月2日举行的“幸福和福祉：界定一个新的经济模式”高级研讨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世界需要一种能够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考虑、平衡发展的新的经济模式”。作为对这一主张的支持，5月15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北京发布了《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评估了“地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该报告可以看作是“里约+20”大会将提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框架中“环境”部分的讨论基础，与先前的《世界幸福感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研究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框架一起，堪称潘基文命题在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支撑。由此，“里约+20”大会将要出炉的整体框架初现“一体两翼”格局，即以“绿色新经济”为体，以“国民幸福总值”和“全球资源承载力”为两翼。

　　在联合国层面积极为“史上最重要活动”谋篇布局的同时，各国家集团间围绕着“里约+20”进行的合纵连横、折冲樽俎也是暗潮涌动、波诡云谲。

　　5月25-26日，第6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在冲绳举行，连同日本在内，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或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引起了媒体瞩目。日本政府在会上宣布，未来3年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上限为5亿美元的援助。以日本共同社为代表的媒体认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日本意欲拉拢南太平洋岛国在军事和航海等方面牵制中国，但实际上，笔者查阅日本外务省官网发布的会议宣言和成果概要原文，并未提到中国，反而明确提到会议是为“里约+20”协调立场，会议内容也集中在环境与援助方面。这实际上是一次围绕着“里约+20”的重大“连横”活动，是全球层面的大博弈，而非国家间的普通“掰手腕”。

　　“里约+20”是以彻底改变人类发展的评价机制为目标，以“GNH取代GDP”为方式的重大行动，对全球利益格局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不可能不引起重大的利益博弈，《21世纪经济报道》先前的报道也指出，“里约+20”大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将博弈“绿色新经济”。

　　“里约+20”恐成“升级版哥本哈根”

　　“里约+20”大会的目标是推动与会各国达成“走出GDP中心主义，建立GNH导向模式”的“绿色新经济”共识。后续计划是到2014年要建立起一套可供操作的指标体系，并举行一次大会，宣布各国已经达成对指标体系的共识，2015年则要把该指标体系落实到各国。这实际上是一个远比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所要推动的碳减排框架更为宏伟的计划，毕竟哥本哈根大会的议题只是碳排放，而“里约+20”大会所要推动的框架却涵盖地球上的资源总量以及人类的幸福。无疑这也意味着在里约热内卢必将出现比哥本哈根更为激烈的博弈。

　　实际上围绕着里约议题的艰苦谈判早已开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5月24日在联合国基金会说，各国对“里约＋20”文件草案进行的谈判“慢得让人痛苦”，他呼吁各国“不应在此时过于计较细枝末节，而应当放眼全局，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做出努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碳减排框架已经意味着工业化成本的大幅提高，而里约的“一体两翼”无疑是一种覆盖面要宽广得多的束缚。虽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的愿景，但在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富裕、而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发展经济的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生态义务绝对是不公平的。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四个新兴工业国结成被称为“基础四国”（BSICs，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的同盟，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原则。这是在碳减排博弈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合纵”维护自己利益的典范。

　　发展中国家在“合纵”，发达国家也在“连横”。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图瓦卢和马尔代夫为代表的几个小岛国站在了比发达国家更激进的立场上，要求各国无区别承担减排责任，充当了“减排急先锋”的角色。这次日本拉拢十几个南太平洋岛国协调“里约+20”大会上的立场，可以看作是哥本哈根大会上发生过的“连横”的升级版，这也预示着里约热内卢的博弈烈度恐怕将比哥本哈根更为剧烈。

　　霸权与发展权的博弈

　　作为“里约+20”环境议程讨论基础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认为，人类目前的生存方式所消耗的资源达到了地球可供给能力的150%，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到2030年，人类将消耗两个地球的资源量；到2050 年，人类将需要2.9个地球。

　　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差别：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平均比低收入国家高5倍。据此推算，“如果人类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人类需要4个地球来满足其每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如果人们都按照印度尼西亚的平均水平生活，那么全球只会消耗三分之二的生物承载力。”

　　一个可资对比的研究数据是，2007年英国的一项大型研究指出，如果全人类都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需要5.6个地球资源，按照欧盟的生活方式，需要3.9个地球资源，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需要2.9个地球资源，而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只需要0.9个地球的资源。

　　从工业经济的“原材料→加工制造→消费”序贯过程来看，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上大部分工业产品，从而也就是“吃”、“占”了全球大部分资源产出的最终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如今的“世界工厂”是中国而非西方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工业品加工制造过程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国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这种集中了加工制造过程的国家“直接消耗”了最多的原材料亦即自然资源，并且“直接制造”了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部分却被发达国家所消费。由于这种局面，又产生出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妨害幸福水平”的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的利益在于尽可能维持“多吃多占”局面的条件下，如何能够尽可能减少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支出；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却在于尽可能发展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争取到发达国家对于“绿色经济”的资金和技术转移——至少不要过多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买单”吧。

　　于是这里必然存在“北方国家”VS.“南方国家”两大阵营博弈，这其实是“多吃多占”的霸权对“要实现富裕”的发展权的博弈。

　　不能允许发达国家把“多吃多占”制度化

　　在哥本哈根会议时，讨论的主题是在“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帮发展中国家减排”这个框架安排下，发达国家到底该出多少钱、以何种方式出的问题，是有“发达国家必须承担一定成本”这个前提的。而“里约+20”则不同，是连发达国家要为他们的“多吃多占”承担成本的框架都没有的。至少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里约+20”要推出的框架相当于“不要追求钱（GDP）了，要追求幸福（GNH）”，“要减少资源消耗，保护地球”，即便不说这是在堵死发展中工业化致富之路的合理性，起码也是会大幅度提高工业化的成本的。

　　一句深入人心的环保口号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实这句口号还可以再补充半句：发达国家“吃”、“占”了这个地球的大部分资源。

　　应该承认，地球的资源总量确实无法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并且目前的发展方式也确实是“不幸福”状况的主要根源。但是，也要承认，人类的不同成员对地球资源的最终消费量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仅以15%的总人口却消耗了全球资源总产出量的半数以上，这是不公平的！

　　在这种秩序下，如果要求放弃GDP导向的发展机制而不同时设计出工业化之外的致富道路，要求降低总的资源消耗量而又不同时设计出改变资源分配格局的框架，那实质上就是在以“幸福”和“环境”为理由把目前的南北差距固定化、制度化。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基础四国”经过艰苦斗争，在承认碳减排必要性的前提下，明确了发达国家的义务。“里约+20”可能将会出现更为艰难的局面，需要在承认转变发展方式必要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新框架，维护自身发展权，不能让幸福与环境成为固化南北差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