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渊折返

　　四年前的一场疾患，让作家马原重新审视生死这一命题，并重新开始中断了二十年的小说写作。日前，马原携长篇新作《牛鬼蛇神》重返公众视野，接受记者专访时，马原称：“《牛鬼蛇神》写于患了重症之后，重症会把任何人变成哲人，我愿意从这场疾病中，收获积极的东西。”因为这场疾病，马原收获了一本小说，“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人类及与人类相伴的神秘力量的故事，这是我对人与自然、人与神秘力量的关系的思考，对生命传承的秩序、神秘生命的认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回到事实、常识层面去讨论问题。”

　　马原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他看来，“经历了十九世纪文学黄金期，二十世纪的小说家面临着无边无际的困境，故事怎么写？方法似乎都被穷尽了，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要做的只能是突围。”

　　“写什么故事”和“故事怎么写”是马原尊崇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对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确立的核心区隔，这一思考方式对马原的小说叙事影响很深。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兴起，汉语小说经历了迄今仍难以超越的语言解放运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的女神》《西海的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等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1991年，马原称自己写作力趋于贫乏，写作渐趋停滞，慢慢淡出文坛。直到2008年因为肺部的重症，马原随新婚妻子从上海搬到海南居住。马原说，自己是相信直觉的人，热爱民间古老的智慧，“相信初始的、朴素的常识是人赖以和异常抗衡的根本智慧”，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和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坦然放弃各种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选择“坐以待毙疗法”，从医院出走。

　　谈论这场疾病，马原说：“如果我留在医院继续治疗，将要面对无穷无尽的治疗的问题，而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接下来还要面对各种人的同情和抚慰，做哀伤状，要看所有人的同情的脸，想想就不寒而栗。”离开医院的时候，关心他的朋友为他揪心，害怕耽搁了治疗，但他说：“命不是我的吗？命不能由医生做主，尤其不能由医疗设备做主。我的倒计时不能由别人决定”，“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疾病，我可能还会继续迁延时日，不会积极地对待生活。”

　　思维天马行空的马原热爱各种历险记的故事格局，在《牛鬼蛇神》中，他以 “文革”的11天大串联经历为叙事起点，在类似《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开局中，两个少年游走各地，而马原以奇幻、快活地笔调记述了他们的相识与最初的入世经验。但此后，故事的走向蓦然调转，两个少年匆匆告别，经历了两种迥异的人生，一个孤单、凄苦，一个颠沛、奇绝。

　　文学评论者吴亮以“马原的叙事圈套”为马原的小说作了精妙概括，但限定也随之而来，很长时间以来，马原被简单定义为小说的形式主义者，马原则强调“任何一种形式，都伴随着内容的需要，而与以往不要归纳、摒弃意义的写法不同，在《牛鬼蛇神》一书中，以‘0’节的方式，对人生的诸多问题进行自问自答式的思辨，好像很多‘联结点’，将故事编织完成，又从故事里跳出来，形成间离。”或许，正是这些不正常的方法让马原的小说生出了特别的样式。

　　

　　

　　对话

　　关注生命和人类的弱点

　　记述的传统

　　第一财经日报：《牛鬼蛇神》中最大限度地摒弃了“描述”这一方法，而更多是用“记述”，这一改变是基于怎样一种考虑？

　　马原： 很高兴，你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是我新近变化重要的一点，我想尝试一种写史的方法，更多的是记述，而不是描述和阐释，就像《旧约》，写一个人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叙事传统，是以历史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处理。

　　今天，有一些作家正在有意识地恢复这一传统，比如云南的雷平阳写的《云南记》，更多的就是用记述的方法，而不是描摹。描摹实际上是一种影视剧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增强诱惑力而调动更多的渲染的方式。用写史的方法写小说写法荒疏，需要作家相信自己的故事有很强大的辐射力。

　　日报：在写作中，你特别喜欢“间离”这一方法，通过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联结虚构与真实，常常跳出来作为“叙述者”打断小说正常的叙事进度，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方法？

　　马原：我喜欢布莱希特的“叙述体”，不喜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在方法论上很高级，它利用人与生俱来的逆反去达到写作的目的，如果你写得有质感，越说是假的，观众和读者就越认为是真的，它利用你的逆反心理达到目的。

　　与疾病相伴

　　日报：是否一定要面对诸如疾病这样的极端情况，人才有机会改进自己对生命的认识？

　　马原：人在面对一场大病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生死的问题，哪怕他曾经是一个从不思考的人。人对于自己的生死不可能不无动于衷，必然要思考，一思考就是生死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他所思考的问题就是带着哲学意味的命题。

　　我愿意从这场疾病中，收获积极的东西——因为面对生死，我收获了一本小说。我还把很多拖拉的事情做了，我一直想画画，四十年前就知道自己能画画，现在把画画这件事也做了。我热爱运动，喜欢骑单车，但在上海骑单车需要穿过一个漫长的城乡接合部，才能到空气稍好的乡间去。搬到海南后，运动变得方便多了。

　　我在想，我如果不得病，我的余生不管有多长，都未必会用特别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余生。能用特别积极的态度去生活，这个太难了，绝大多数人都迁延时日，把眼前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但这场劫难还在，接下来我跟它以何种方式相处？它随时会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特别喜欢民间的这个说法——生病就是“鬼上身”，你是接纳它，还是要把它消灭，与病魔作斗争等。生了病一定要死嗑吗？一定要跟疾病战斗到底吗？有没有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

　　日报：你的朋友史铁生先生一直面对的问题也是你今天面对的问题，现在想来，他的话里有没有一些是找到共鸣的？

　　马原：我和铁生是几十年的好友，心灵有某种相通，但很多问题他当时会想，我不会想。你在什么位置上，才会想什么位置的事，铁生思考问题一直很哲学，我仅仅是在四年前才因为我的疾病开始想这些问题。

　　我们俩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我的病总是在警示我、惊吓我，而他的病是把他限定在地表。铁生曾经说，他的病使得他一寸也不能离开地面，他没法悬空——哪怕一个瞬间，而马原是个天马行空的人。我的灵魂经常处于飞行状态，而铁生的小说更平实，他最早成名的《午餐半小时》写残疾人的福利工厂里，大家在吃饭那会儿的聊天，把他们的关心、忧虑、爱恨情仇放在午餐半小时这个很小的时空中，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这样特别有人气的小说。

　　困惑的时代

　　日报：你在小说中谈到一个困惑——“为什么有的人有良知，而有的人没有？”这也是今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

　　马原：我确实挺困惑，良知包含了爱、怜悯、同情等与情感相对应的词汇，我之所以提出“良知”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太多没有良知的行为和事情，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没有良知。一个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只有钱一个标准，其他标准都不存在，在一个以钱为标尺的社会里，所有的价值都错位了，连最基本的公平都没有，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是谁？是最有钱的那几位。

　　日报：“有良知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马原：小说家能做的有限，写书首先是自我净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妥协是难免的，但也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我的写作实际上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希望读者、这个社会能恢复自我检视的能力，过度的城市化、资源的滥开滥采对地球造成了严重的戕害。一切都以钱为标尺，娱乐化阅读成为潮流。谁才是这个时代最有智慧、最值得尊重的人？除了膜拜财富，我们是不是能拨出一些空间给财富以外的另一种智慧。

　　在这个回合的写作中，我开始关心生命、人类的弱点，希望把这些弱点写出来，让读者通过我的小说看到这些弱点，多一点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