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做慈善

　　胥会云

　　杨福梅，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用自己的努力为盲人送去“光明”，那就是有尊严地活着。

　　从初期自己出钱来做慈善，到现在要持续地做慈善，杨福梅不得不为募捐不断奔走，已经72岁的她经常要到处“游说”。

　　她也承认，在慈善的大环境尚不健全的现在，凡事不得不亲力亲为，确实让慈善的效率大打折扣。

　　2007年，杨福梅卖掉了美国的资产，回国创办了“光明天使基金”，从曾经的朗讯中国区副总裁、富士康副总裁，转变成了一个慈善人士。5年下来，杨福梅深切感觉到，在目前的中国，要可持续地做一项慈善事业，并不容易。

　　全世界有4000多万盲人，在中国就有1691万，占全世界的42%，其中又有85%的盲人生活在农村。在杨福梅看来，生存的技能是这些盲人有尊严地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远比其他捐赠更有效。

　　光明天使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专为年龄在16岁~30岁的盲人提供多方面的专业职业培训，目前最主要的是按摩、呼叫中心、心理咨询等。因为外籍人士不能单独成立慈善基金，因此光明天使基金成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专项公益基金，由中国红十字会来管理，红会收取2%的管理费。

　　杨福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到河北乡下的一个盲人女孩子，经过了3个月的按摩培训后，留在北京一家养生俱乐部，第一个月的收入就拿到了2000块。“她就一直跪下哭，我们之前去她家的时候，她父亲身上的钱，一张一张摸出来，只有5块钱。”

　　除了按摩，杨福梅还发现，盲人可以更好地胜任呼叫中心客服的工作，她们为一家保险公司培训了13名盲人客服，结果发现，在流动率非常高的客服领域，这些盲人的稳定性很高，而且公司75%的保险收入都是盲人带进来的。“今年公司说再招收25~30个盲人客服，也希望将来全都是盲人。”

　　5年的时间，已经有3000多个盲人，借助这些技能培训，实现了生命本质的改变。

　　但是，想要继续扩大培训规模，第一大掣肘就是钱。

　　《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慈善基金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的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间组织和福利院，而即使在这1.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

　　而在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及各种各样的捐款门之后，慈善信用危机空前蔓延。尤其是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问卷调查显示，仅有3%的受调查公众表示获得过。

　　因为这种不透明性引发的反应就是，募捐变得更加困难，很多捐赠者都对资金是不是能真正用到捐助对象身上保持疑虑。尽管杨福梅已经尽量做到光明天使基金的公开透明，尽管他们没有从捐款中报销过任何办公费用、水电费，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盲人身上，但普遍的慈善信用危机也波及到了他们。

　　为了资助盲人免费按摩培训项目，她必须等到有30个4000元的人民币捐款，才可以开一个培训班，因为一个盲人接受三个月的免费按摩培训（含食宿），需要4000元。

　　如果经费允许，她还想开一个盲人生命热线，那些遭遇各种人生困扰，想要放弃生命的人，可以在最后3分钟打这个电话。“这些耳麦天使拿过二级心理学执照，我们还准备让他们再拿美国的心理学执照，让他们可以处理各种情绪问题。”

　　不过，杨福梅也说，目前呼叫中心客服的培训开展得并不多，很大的原因是，1800元的起薪，去掉吃住出行费用，很难支撑这些孩子们在北京的日常开销，不如按摩这种包吃住的工作更合算。

　　2011年，台湾首富王雪红、陈文琦夫妇投资在贵州省创办了一所公益性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并义务给了杨福梅500个教学位置，为了减缩成本，杨福梅说，她打算把盲人培训事业的重心转到贵州去。

　　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杨福梅坦言，自己见到过许多有爱心的人，也见过一些慈善中的黑暗面，一些人会借帮助基金会募捐为名索要25%的回扣，一些慈善捐助压根到不了捐赠对象手上。她相信人人皆有善心，但显然还需要整个大环境的改善，以更好地被激发善心。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慈善正在从传统的、小额的、非组织化的捐赠，转化为大额的、非直接的组织化捐赠。这其中，公共管理的滞后是一个最重要的阻力。“在中国行善不便，主要是体制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