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的本分与尊严

　　企业家们会做好自己的事，从靠天、靠地、靠别人、靠体制、靠领导转向靠自己，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必须健康生长，才有机会与市场同生共荣。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这是一个小型聚会，没有向媒体开放。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的身份均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他们而言，在这里，难得享受一段思考的时间和一次坦诚的对话。

　　他们太忙了，会议从一张长而窄的桌子旁开到饭桌上，有人匆匆而来，也有人匆匆而去，每一个迟到者和早退者都有充足的理由。他们有名目繁多的活动，“赶场”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每一个活动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必须被安排到两会期间——平时可难得有机会把他们拢在一起。

　　好在主持人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给他们提出了“要求”，迟到和早退都可以，但必须要留下自己的礼物，带走别人的馈赠，这些礼品只是一些心里话，它们最大的价值是蕴藏其中的真诚，当然还有，商人们最为看重的——“价值”。

　　当刘东华开口讲出自己的开场白时，旁边的音箱突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噪音，他站起身，又挪了个位置，仍然无法躲开这些噪音。因为房间不大，与会者纷纷劝他干脆放弃话筒，这对于讲话一贯气势逼人的刘东华来说，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建议。这时，坐在一旁的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将音箱转动了一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噪音完全消失了。

　　“有噪音，是因为音箱对着话筒，距离又太近。”他解释说。看到大家恍然大悟又赞许的目光，他又补充了句“我学过电子，所以知道一些”。说完他点点头，像是要在这句话下面加一些着重号。

　　聚会正式开始，主题是“变革下的本分”，大家可以谈两个内容，一是两会期间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信息；二是自己曾经的艰难经历，重点是如何依靠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这个主题始终坚持在大家话题的核心位置不曾动摇，刚刚经历了寒冷的2011年，这个话题显然击中了大家心中最敏感的部分。

　　刚刚成功解决了话筒噪音问题的“电子工程师”黄鸣的心情并不轻松。他从事的是能源行业，而且是最为前沿的新兴能源行业，与电子无关。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国际太阳能学会副主席，过一会儿他要赶去的就是这个学会组织的会议。他形容自己去年像是掉进“冰窖”里：这个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大力扶植的行业，一直面临着全行业亏损的尴尬境地。黄鸣把原因归结于企业自身的脆弱，他也有些懊恼，皇明自创办以来，一直努力要实现的高端产品战略仍然没能成为现实，技术含量高、服务好的新产品的定价总是在下滑，无法实现高利润。他向其他人求助，希望能得到好的建议，甚至向大家散发产品说明书。

　　冯军迟到了，而且他还要早退，因为比利时大使约他当晚见面。本来他想推迟这次约会，但大使先生很急切——他要求到聚会地点来拜访冯军。大使先生正在与从事电子产品行业的“爱国者”冯军展开一次“非正式外交活动”，希望他作为协调人，组织一些中国企业家到比利时考察。主权债务危机还未结束的欧洲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萧条，大使先生希望中国人能给比利时带来好消息。大使先生爽快答应为这个中国代表团提供300张免费机票和同等数量的酒店房间，冯军则进一步提出，希望这些酒店房间能集中在一起，机票也最好是他指定航空公司的——中国人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显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为冯军正像商人一样，给大使先生还出更高的“价码”。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可不像个商人，尽管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不只是脸上的眼镜和不乏幽默的表达方式与他人不同，他还曾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在商人圈里，我是大学老师；在大学老师圈里，我是商人。”这位把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做成上市企业的大学老师，与用大量调查和严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辜胜阻不同，他更乐于提出一些有关公平、公正、价值观的话题，这正是那些“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

　　如果说俞敏洪是大学文科老师，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发平则一定是大学工科老师，因为这位工学博士的名片上还有一个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他从清华大学副教授岗位上下海，正是因为自己对于电池技术的擅长。他坚持研发、生产15年的电池为油电混合汽车提供动力，他也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可国家偏偏把纯电动汽车作为扶持对象。不过没关系，他利用松下收购三洋的机会，启动国家反垄断调查，收购了松下的电池业务，继续为纯电动汽车提供动力，不但继续赚到钱，还启动了公司的国际化战略。这样，他又从大学工科老师变回了商人。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讲起自己在两会上的一个小故事：在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列席的小组会议上，他准备好的发言开始不到两分钟，就被贺国强打断：“别念稿子了，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觉得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会怎么样？”有些措手不及的胡葆森稍作准备，就像专家和分析师一样，给贺国强提供了一个多角度的口头报告。聚会结束才赶到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还不无兴奋地讲起，以去年他在两会小组会上的一次被总理称之为“振聋发聩”的发言为基础，今年两会期间已经形成了正式的国务院文件并公开发布。

　　给这些人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看上去都不怎么“本分”，他们身上最吸引人的一面，正是这种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不甘心放过每一个财富聚集之地，用各种方法从中汲取财富。即使在2011年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还不断尝试扮演新的角色，把想法变成行动，通过各种平台和影响力，把它们转化成各种形态的“价值”。

　　他们是企业家，生存在市场里，这是最大的本分和现实。同样，他们对于危机的触觉比普通人更为敏锐，日益缩小的市场空间和不断膨胀的权力侵蚀，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不少人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也有人因为失去安全感，甚至因为与权力产生某种非正常的“交易”遭受威胁而选择移民。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对这样的“现实主义”不以为然，她可不想与非市场的力量培养某种亲密的关系，即使大笔财富会因此唾手可得。她说：“不管是‘非公经济36条’还是别的什么领域，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地、有规则地进入，而不是靠‘官商勾结’。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进入’，而是推进合理规则的建立，这才应该是我们真正的目标。”——这正是企业家和市场应有的尊严。

　　刘东华在总结时，颇具爆发力地说出一句话：“如果今年乃至明年，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没有转好，我们去死吗？！”说完，他又习惯性地重复了一遍重点：“我们去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企业家们会做好自己的事，从靠天、靠地、靠别人、靠体制、靠领导转向靠自己，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必须健康生长，才有机会与市场同生共荣。

　　只要他们在，市场就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