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技术推动IT业巨变

　　推动IT行业变化的有三大基础技术的发展：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第二是云计算，云计算把费用降低了90%，把规模扩大了上亿倍以上；第三是更大规模的智能化和移动化

　　文│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全球的世界经济相关性、相联性的研究，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用各个国家贸易的权重来重新划分世界金融地图的话，这个地图会变得怎么样？大家会看到这个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北边的俄罗斯正在崛起，但中国和美国仍然是世界贸易中心的两极。在过去20年全球贸易的相连度增长了70%以上，世界政治通过贸易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用全球金融的实力来重新画一张地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大家会看到中国变得很小，欧洲逐渐变得大起来了，表明在今天的世界里，欧洲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非常重要，而相对于亚洲会变得非常的小。

　　在过去20年里，全球的金融相关度也增长了70%以上，所以这个世界今天通过贸易、金融、信息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全球的格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地理位置形成的国家配置，正在经济格局上发生转移。转移的结果是世界上形成了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发达国家；第二大板块是能源板块，它有科威特、俄罗斯和非洲的奈杰尔，还有沙特；第三大板块是泛亚洲板块，在美洲以巴拿马为界，北部的跟美国(发达国家)走，南部的跟亚洲走。大家不会想到巴西、智利、坦桑尼亚、加蓬属于亚洲经济金融圈，因为我们讲的是新的经济金融地理，它不是按照传统的地理位置划分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三大板块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一致的，这导致整个世界的战略完全变了，这和你的地理位置没有关系。全球的关联度进一步加强，这些经济体共享共同的经济周期，他们的经济政策是一样的，他们的很多经济变量是并行而动的，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

　　这就促成了一个新结构的形成。与此同时，在大亚洲板块里，它正在形成一个垂直交融的全球供应链，这个变化是非常厉害的。整个亚洲的行业和企业，现在都在尽可能地融入垂直供应链和产业链这样一个过程里。整个泛亚洲经济金融圈，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制造业圈。这是全球经济金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

　　而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这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也特别大，整个亚洲区的黏合度从0.42%上升到81%。这是我们在分析产出波动的时候，有多大的比例可以用外部的冲击来解释。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以前，产生波动的30%可以用外部的影响和冲击来解释，危机以后仅仅三年半以后，波动的60%都是由外部的冲击来运行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以前，它的产出波动只有20%可以用外部的因素解释，今天翻了一番，40%！当然，这其中也有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以前是从来都没有的。所以，整个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变化，三大板块之间的互联加强，而且它的交换也产生了很多变化。

　　经济增长重心的变化

　　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重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201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次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50%，这是第一次两个经济体的总量几乎达到了一半和一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两个经济体的总体量相一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达国家有10亿人口，GDP的增长是每年1.5%左右，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消费和需求结构没有很大变化。而其它30亿人口生活在新兴经济体，30亿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6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每天在增长，GDP以6%的速度在增长。这个增长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需求结构，整个世界资源产品的需求变成了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主导。

　　需求结构的改变，对食品加工、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新定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引起金融业的巨大变化。这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引起的这种变化，它们有比较低的政府赤字，比较高的利率，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第一次处于比较高的政府赤字，比较高的失业率和比较弱的增长，所以资本追求利润、追求增长，我们估计资本也在大规模地离开发达国家，走向发展中国家。这个规模是非常厉害的。

　　总之，全球经济重心的转变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变，对资源产品的需求产生了改变，对实体和农业产生了改变，导致了制造业的重新定位以及金融资产在全球的流动性，这也是巨大的变化。

　　“三大技术”推动IT业巨变

　　在全球的格局下，IT行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IT业在这几年里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推动IT行业变化的有三大基础技术的发展：第一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是在搜索、识别和学习方面，现在机器不断在搜索功能上达到和人对话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可以体会你的情绪，跟着你的感情，并且引导你的感情走。所以大家想想现在Facebook、Google、百度，都有搜索。在云计算大规模应用后，计算机的学习能力特别强，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这是以前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第二，云计算。云计算把费用降低了90%，把规模扩大了上亿倍以上，从规模、速度、效益上来说，云计算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第三个技术是更大规模的智能化和移动化。从使用上来说，最新的技术，在传递同等数据下，可以把规模扩大1亿倍，因为传递速度大大加快，规模扩大，所以使得移动变得不再是问题。电脑走向平板，手机走向智能化，电视从平板走向3D、网络电视，平板化未来会走得非常快。游戏也在发生变化，全部是网络化、移动的，还有全球的网络社交⋯⋯参与性、移动性都在大大提高。随着IT业在基础技术、集成、终端使用的变化，现在我们观察到全世界开始逐渐出现企业IT设备更新的浪潮，这对整个IT业的需求会增长很大，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个IT行业的发展。

　　好公司？坏公司？

　　现在人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新兴国家的企业是否会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无视甚至破坏整个国际商业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既有成果，继续争夺市场份额和经济机会

　　文│谢孟哲  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发展议题高级顾问\中国绿公司百强评价项目委员会委员

　　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和北美的公司)经常抱怨新兴经济体中的公司无视社会和环境标准，进行不公平而危险的竞争。而新兴经济体中的公司则反过来指责国际舆论的偏见，认为它们不承认自己承诺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举措。此外，这些初入国际市场的公司也会抱怨那些强制性的、成本颇高的标准。

　　这次辩论体现的问题将如何落实到商业实践中，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愈发激烈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不仅关乎全人类的命运，还经常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死存亡。据联合国估计，2008年起每年全球人类活动的环境成本已达6.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1%，而2050年这一数字预测将上升至全球GDP的20%。资源分配以及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越来越多地导致教育水平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贡献了超过75%的私人消费，而最穷的20%仅贡献了1.5%。

　　好公司？坏公司？

　　现在人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新兴国家的企业是否会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无视甚至破坏整个国际商业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既有成果，继续争夺市场份额和经济机会。或者，这些企业和所在的社区及国家会发现自己在本世纪的决定性作用。它们会拥护可持续发展，并在保护自然环境和推进社会公平的基础上通往繁荣的大路。如果新兴经济体成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拥护者，这将是欧洲和北美近几十年来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的延续，或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延续。由于环境的压力变得更加紧迫，可能有以下情况出现：个人权利转向集体权利，或国家所有制将顺理成章地推动可持续型的、更具包容性的商业发展。

　　当然，好公司和坏公司不论在哪里都存在。公司的好坏也不是永恒的；它们本身往往会发生改变，而且通常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今天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宣传自己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选择性遗忘自己把社会和环境问题处理得相当糟糕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的耐克公司在处理劳工问题上声誉很差，而现在该公司被普遍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领袖。直到最近，沃尔玛公司因拒绝参与制定和实施相关行为守则等做法，被视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大反对者之一。然而，近来该公司的思维、视野和行动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沃尔玛因为创建消费品行业的颇有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联盟(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而备受称道，进而被普遍视为该领域的领头羊。当然也有些不进反退的公司。因其领导发展了业内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标准——“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陶氏化学(Dow Chemicals)一直为人称道。然而，现在它因为在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相关的灾害后果处理不当而被谴责，虽然后者是灾难发生多年后陶氏收购的一家附属公司，而且接下来公司在法律程序上与印度政府“完全并最终解决了”。还有今天一些标志性的跨国公司曾与德国纳粹政权沆瀣一气并从中获利。这其中不止涉及德国公司，还包括其他欧洲和北美的公司。

　　因此，在判断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是否贯彻实行可持续发展时必须十分谨慎。有些公司会随时间而改变，有些则不会。而且这些公司的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用讽刺幽默式的成见看待每一个国家，那么俄罗斯公司都很腐败，而丹麦公司都没有腐败问题；美国公司都拒绝相信气候变化，德国公司都要求更严格的气候相关立法。但事实上这样的简单化认知是不准确的，对理解事实也没有帮助。

　　衡量可持续发展力

　　然而，国际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排名和指数确实给判断哪个国家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最好提供了一些衡量方式。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就是可持续商业实践领域目前最权威的国际指数之一。其公司排名涵盖了来自19个“超级部门”(super sectors)的公司，也突出了各个行业中名列前茅者的相关信息。2011年该指数的最新排名仍被大量跨国公司占据，如宝马(BMW)、百事可乐(PepsiCo)、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法国航空—荷兰皇家航空集团(Air France-KLM)。还有4家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公司，其中包括巴西银行(the Brazilian bank)、Itausa金融控股公司(Itausa-Investimentos Itau)和三家韩国公司：现代工程建设公司(HyundaiEngineering&Construction)、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KT公司(KT Corp)。

　　每年从全球约3500只股票的样本中评选出的“全球100强”(Global 100)是另一个对大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著名评价。2005年“全球100强”第一次公布时，名单中只包含了三家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公司，而且三家都来自日本。而在最近的“全球100强”中，有25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北大西洋区域以外。其中八家公司分别来自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南非，一家来自韩国，其余的来自日本。在这些非经合组织(the non-OECD group)国家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占据第27位的印度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第43位的南非Anglo铂金公司(Anglo Platinum)和第56位的巴西Natura公司。香港的交通公司港铁公司(MTR Corp)排在这100强中的第97位。没有中国内地的公司名列其中。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是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这些等级评定基本是通过下列评分方法形成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基本上是建立用于支持基金投资选择的跟踪指数，往往倾向于那些间接展示管理能力的措施。例如面对公司背景、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监管问题的复杂性，公司是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与之相似的是，“全球100强”也没有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测量企业的环境影响上，而是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变量上：能源、水、二氧化碳和废物处理效率，以及管理、领导力和薪资相关的措施。这些都是最有可能推动企业成功的可持续发展措施。而由于每个国家特定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会被进一步复杂化。这也意味着每个国家现有的模式和优先事项不同。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可能比减少碳排放更重要；而在世界各地的特大城市中，因为空气污染会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健康危害，可能会引起更多关注。

　　有责任的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公司开始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这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定性分析。萨拉兴银行(Bank Sarasin，一家杰出的瑞士银行)在2010年研究360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公司后，得出如下结论：

　　“为应对各种环境和社会挑战，新兴经济体明显开始在各个层面向可持续发展进行转变。日益稀缺的资源导致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长期上涨，同时不断加重的环境污染也促进当局给企业施加压力，对企业进行限制，迫使企业投资进行废水净化和废气减排。这些国家在提高社会标准(特别是在工作条件方面)也面临压力。因为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要求产品以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生产；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也越来越缺乏。”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世界经济论坛最近联合完成一项研究，分析一千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该研究得出结论：许多新兴经济体中的快速成长型企业都在积极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做法。它们不再只是单纯遵守规定、进行声誉管理，而是实现产品和工艺创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捕捉商业价值。波士顿咨询集团选出了16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拥护者”，例如哥斯达黎加、肯尼亚和埃及。它们的思路和做法使它们能够在积极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的同时迅速发展。有三家中国公司入选此项名单：远大、尚德和獐子岛。

　　拥有负责任的领导力很明显不是西方企业的“专利”，或者说，不是那些最富裕国家的企业的“专利”。有很多新兴市场的标志性公司不断涌现：巴西在身体护理行业进行创新的Natura公司、印度塔塔钢铁公司、埃及食品公司Sekom公司、南非的Anglo铂金公司和中国香港地铁公司。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或超过了它们西方同行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大多数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the UN Global Compact)的企业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巴西的Ethos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国家商业协会。与此同时，非洲的手机大亨、亿万富翁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也成为新一代 “洛克菲勒”式独立奋斗的慈善家代表。

　　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本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行动。没有正确有利的政策环境，企业不可能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会。如果在它们的国家没有这样的环境，它们就很难积极响应国际市场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一半以上的“超级部门”领导人来自欧洲就可以理解了。同样，全球100强内前20名公司有13个在欧洲，而只有3个来自美国。如果一个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那么它国内的领先公司就很可能做同样的事情。

　　推行“有责任的竞争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这个专有名词是我在作为“AccountAbility”的执行官时创造的)的工作提供了世界上第一个定量手段，能够衡量国家是否将可持续发展嵌入其核心竞争战略和实践。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在争论可持续增长是否必要。然而不久之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国际上权威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也没有系统性将可持续发展问题列入考虑范围。现在，该论坛首次开始将管理自然和社会财富融入这项国家竞争力排名。传统的计算方法已经包含了各种衡量经济健康的传统数据，在此基础上，七个新的计量变量被列入考虑范围：卫生、小学教育、社会凝聚力、环境政策、资源利用效率、对可再生资源的管理，以及环境退化程度。

　　引入这些新的测量方式推动国家长远竞争力，许多方面对国家排名的影响都很大。以前排名很高的国家从名单中消失，而新的国家——以长期经济健康和竞争力的潜在赢家的姿态——出现在名单上。从广义上讲，一些传统赢家在竞争力排名中仍然靠前，特别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和瑞士)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分界线。根据这些新的衡量措施，印度、美国和中国都是竞争力排名的输家，它们的排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十名以上。相比之下，采用新的竞争力排名标准，巴西、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比过去上升超过十名。

　　全球共识

　　无论如何，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Global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Index)认同了一项共识——健康、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将是那些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自然财富的经济体。整合技术和资金，确保灵敏而富有活力的市场，雇佣生产效率高的公民和建立正确的体制条件——这些对于可持续发展都是必需的。但这些必须在国家对国民与自然资产的有效管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必须通过本国治理来展示自己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能力。

　　21世纪是属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的世纪，这一点不仅常常被提及，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继承了欧洲和北美先后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积极成果——全人类在整体上获得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而且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长寿。与此同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工业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如果将经济建立在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只会带来难以为继的污染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正确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固然重要，但对过去一味地指责并不适用于审视当今的状况。我们需要迈向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的愿景，并有足够的手段和动力去实现它。因为只有合作才能解决现有的许多问题，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不重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需要一个共同的愿景和共享的任务，然后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相应的努力有20国集团、气候变化相关的系列谈判、世界贸易组织，还有今年的联合国“里约+20峰会”。

　　然而，竞争也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加快向可持续经济过渡的速度。例如，企业间、国家间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可以加快投资进程。事实上，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数据，尽管目前经济前景不明朗，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仍然在2011年达到了2600亿美元的新纪录，是2004年536亿美元的5倍。虽然这些增长的投资散落在世界各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竞争驱动的，而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自2008年以来首次反超中国。

　　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接受可持续发展，以推动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满足国内对环境安全和社会公平越来越高的呼声。这个问题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和国家的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需要更关注长期利益。它们必须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取得成功。关注长期利益的龙头企业则需要把握长期价值创造的机会，同时鼓励它们的同行和政府将市场逐步塑造成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并进一步促进国家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