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矿对重大领域国企改革的启示

　　文 / 杨 斌

　　山西煤矿国企民营化改革再现日本私企经营时期的血煤灾难，而且温州煤老板为急于获利、节省成本而乱挖乱采，一位行业人士痛心地说这样造成的煤矿资源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日本侵略掠夺。私企进入煤矿开采这样的竞争性领域尚且造成如此巨大损失，仓促进入垄断性、公益性和战略性行业就很可能造成更大危害。考虑到这些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特殊性质，私企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要先进行科学的局部试点，探索控制私人资本逐利而忽视社会利益弊端的有效办法，并且同国有企业进行经济、社会效益多方面的对比分析，广泛征求消费者、社会公众意见并进行民主磋商，稳妥扩大试点以检验多种对比方案的稳定性和适用范围，逐步将成功经验扩大到能够稳定发挥正面效果的适用领域。倘若当年引导私企进入煤炭开采领域也采取这种科学方式，就能避免大量矿工丧生和煤炭资源遭受巨大破坏的损失。

　　中国应重新反思指导企业改革背后的经济理论思想，按照中央精神坚持正视私人资本弊端的马克思理论，排除反马克思主义并贬低公有制的科斯产权理论的误导，谨慎对待私人资本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的潜在风险。山西煤炭行业的曲折改革历程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正确性，以及科斯产权理论忽略私人资本的微观、宏观弊端的荒谬。私人资本的微观弊端包括为追求私利忽视工人利益，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安全设备投资和技术开发投资，容易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破坏和重大生命事故；宏观弊端包括普遍采取行贿办法拉拢腐蚀政府官员，容易造成腐败泛滥、民众不满、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导致党风不正、官商勾结和黑社会控制政府等严重危害。事实证明即使是竞争性行业市场也根本无法抑制上述种种弊端，负面激烈竞争还可能迫使国有煤矿也效仿私有煤矿的急功近利，倘若未经充分试点并找到能有效控制上述弊端的办法，私人资本仓促进入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将会带来更大危害。铁路、供电、水、燃气等行业输送网络的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私人资本即使进入也根本无法形成市场竞争的格局，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掌握这些行业的成本、技术数据，反而可以组织公平文明的竞争督促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让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经营并改善服务质量，直接掌握充分的内部成本数据否决危害公众的不合理涨价，通过竞争性投标和招聘，选拔有能力更好为公众服务的经营者，依据国有企业完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的好坏进行奖惩。而倘若垄断性国企私有化后政府和公众都无法介入企业内部决策，往往只好任凭私企贪婪地猛涨价格、垄断寻租、收买官员。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灾难例证，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而被迫重新国有化。中国铁路发展走坚持公有制和技术创新的道路，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现在美欧国家改造、建设铁路时都要纷纷向中国求助。有人以“7?23”动车事故来否定中国铁路和国企的成就不符合事实，从1997年起中国就在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顺利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中国高速列车运行车次超过150多万次，长达10年保持整体上安全运行，车次事故率和公里事故率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拥有先进高速铁路技术的日本和德国。但是，2008年西方爆发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国家为了抵御外来冲击推出了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加快高铁建设的步伐，仓促之间高铁建设规划不像以前那样科学、严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巨大危害，抵御危机冲击的被动“大跃进”不如高铁前10年平稳有计划发展。有必要更好发挥计划调节作用以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否则骤然大量投资硬件设施而管理经验跟不上反而容易出事故。

　　当前，一些学者纷纷主张中国应该将70%的国有铁路卖掉，应该在垄断性行业也形成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竞争格局。倘若中国铁路私有化后也像英国一样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或由于不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导致铁路无法正常运行，或忽视盈利较少的铁路线路如兰新铁路、青藏铁路、宝成铁路，都会严重危害国民经济运行和国家军队、战略物资的调动，特别是倘若为追求短期盈利造成恶性事故频发和重大人员伤亡，那样可能会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洁形象和政治稳定大局。尽管中国铁道部的高级官员也有受贿腐败，但无法像俄罗斯寡头那样侵吞整个企业的全部资产，也没有动力和权力像英国推行铁路私有化那样，为追求短期利润大量削减技术人员和长期设备投资。有人认为中国铁道部领导腐败原因是政企不分，应该进行公司化、私有化改造以实现产权明晰，但是，铁道部高层领导个人腐败毕竟受各种制度制约，一旦私有化将使腐败领导有机会侵吞全部资产，进而不受制约追求私利，完全不顾忌社会公众利益。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廉价出售、赠送巨额国有资产的腐败程度。正因如此，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的时期虽然也有腐败，但整体上来说是高速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时期腐败程度严重恶化，以至于带来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灾难。

　　中国某些地方受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误导，将自来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国企出售给西方跨国公司，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令消费者感到负担沉重难以承受，充分说明用私人垄断替代公共垄断根本不是改革出路，这样将会释放私人资本追求垄断寻租的更大贪欲，必然加重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西方企业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利用涨价来推动颜色革命。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胁迫委内瑞拉推行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和放开价格导致物价飞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骚乱和政府严厉镇压，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就有372人，而实际数字是仅首都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人。当年查韦斯就是目睹这一惨剧之后，坚定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和重新推行国有化的决心。

　　笔者认为，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订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社会分红并造福于全体人民利益。实际上，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并且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还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并减轻消费者负担。而私有企业具有利用垄断地位抬价追求暴利倾向，其带来的社会弊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垄断。中国铁路在承担每年春运上亿人次繁重运输任务的同时，数十年票价不涨，从未利用垄断地位来谋求私利，而同一时期不少竞争性行业的价格也上涨了10多倍，充分说明国有企业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巨大优越性。今后的改革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加强公众参与，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广泛经济民主。

　　中国现已建立了公用事业涨价的公众听证会制度，自然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涉及更重大的公众利益，因此，更加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鼓励广泛的民众参与，应该发扬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事先应通过媒体网络等各种渠道鼓励社会公众献计献策，通过可控制的科学试点检验多种对比方案的利弊，然后再交给广大民众评估并选择最符合民众利益的方案。中国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机会，应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任何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的特权待遇等等。贸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实现维护民众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决铁路、电力输送网等技术性自然垄断弊端，反而会造成私人资本垄断政治、经济、媒体的更大危害。中国进行垄断性、公益性、战略性行业的国企改革，应该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充分发挥公有制优势，实现“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为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拉美国家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启示中国应谨慎对待垄断性行业改革，例如，2002年秘鲁政府决定推行垄断性行业的私有化，向私企、外企出售大型国有的水电综合企业和炼油企业，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和全国大罢工。但是，秘鲁经济部长库茨斯基受世界银行政策建议误导，不顾社会强烈反对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七个省份的大罢工和民众骚乱，抗议运动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曾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局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内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断私有化强烈不满，指责特洛多违背了对西方资本的承诺，声称对“投资者和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秘鲁总统特洛多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到了10%以下，甚至低于因腐败下台的秘鲁前总统藤森，他仿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无法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压力了。

　　对待私人资本进入战略性行业和国防工业更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因为涉及到技术情报、军事情报等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私人资本为了赚钱普遍有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经常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贿络收买官员等劣迹，倘若没有进行充分的可控局部试点找到有效防范办法，很难保证私人资本为赚钱不生产假冒伪劣的军工产品，能抵御住西方重金诱惑不泄露和出卖技术情报、军事情报，一旦发生这类问题就不像一般行业那样仅仅危害公众利益，而且还会给国防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有人认为，私人资本进入军工领域有利于降低成本，其实，美国军工私人承包商虚报成本、漫天要价比比皆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谈到由于私企谋利层层盘剥抬价，西方的军事工业开发成本高昂，竟超过前苏联10倍之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为避免军火涨价无钱打仗的困境，政府被迫直接进行了5/6的军事工业投资。更为可怕的是，美国军事工业存在着远比一般行业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私人企业为获取订单普遍支付20%左右的回扣贿络国防高官。倘若中国也发生这种情况将会严重削弱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美国已形成私人军工综合体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着政府将战争变成财源滚滚、获利丰厚的生意，战火频繁、军费暴涨导致民众付出沉重的财力和生命代价。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在我国发生。■

　　杨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