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生就业的行业引导优于地域引导

　　唐学鹏

　　据麦可思研究院撰写《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82.1%的人毕业半年后受雇全职或半职工作；有9.3%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按照2011年大学毕业生608.2万人推算，将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选择“啃老”。

　　这份报告觉得大学生就业率不是特别乐观。它也给出了行业冷暖度、大学生就业问题、专业设置的盲目性，甚至做了很大的借题发挥。但在我们看来，很多担忧其实是过度的，而有些问题却没有考虑到，总之，对症结的重点把握是需要重新判断的。

　　例如大学生初次就业率显示越来越不乐观，其实这非常好理解。当然，宏观经济学者会说，中国是不吸纳就业的增长，所以导致奥肯定律不明显。但是，大学生群体是比较高级的劳动力，用整体性的就业水平来理解这部分劳动力是不妥当的。

　　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市场规模的扩大，往往会带来失业率在某个阶段的突然上升。这就好比在小乡村里面的青年男女，很早就结婚了，因为市场规模小，不存在搜寻。而一旦市场规模扩大，就好比青年男女都涌入城市，往往会导致结婚的推迟，因为搜寻就变得非常重要。于是，就形成一个醒目的反差：当就业人数和就业需求都同步剧烈放大时，反而就业率经常会上升。

　　但是主流专家们怎么看待搜寻呢？这份报告说，“大学毕业生更换雇主的行为与月收入有关。毕业生更换雇主越频繁，月收入越低。”它的初衷表达的是“长者般训导”：大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要安心地“干一行爱一行”。也就是说，它将大学生的不安定和高期望看作是就业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将Burdett的搜寻理论简化。就人力资本的外在社会环境而言，农民工是相似的，比如河南的老乡会拉一批河南人去同一家工地，大家领的工资差不多。但大学生不同，即使同一个专业，依然差别非常大，少数毕业生是“宠儿”。有拼爹的因素、有学校推荐的因素，有运气的因素。另外，尽管市场经济会产生分工深度和深化，但是对人力资本往往提出“交叉、跨界”，比如医学院的学生过去只能当医生，后来还可以去当医药代表，现在则能去医疗健康险公司。学生从单纯的医学知识，“演进”到医学知识和保险知识都要具备。

　　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经常导致人力资本的“广博化、跨界化”。

　　对大学生就业的“行业引导” 优于“地域引导”

　　所以，看到“拼爹、推荐和运气”，会让同班的其他同学不服气，提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有动力去大强度“搜寻”新的工作。而人力资本的“跨界化”又使得他们不能仅仅通过过去专业知识来对目前人力资本定价，人力资本的定价方式是一种“对知识的交叉”的定价。于是，大学生需要有一个掌握新知识的进程，在没有形成娴熟的“知识的交叉”，他们的人力资本定价应当是偏低的，要低于市场平均价值。就好比他们只是一只左鞋而不是一双鞋，所以不值钱，只要他们有了“右鞋”，他们才能获得市场竞争性的定价。

　　我们提倡一种新的判断大学生就业指标，是将大学生初次就业工资率同这批人3年后的工资率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将会出现“溢价”来弥补过去的“低价”，也就是说，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具有某种离散型特征，它一开始是低点，但很快就会跳跃起来，而不是用一条平缓的线来描述它。

　　既然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故事有“左鞋和右鞋”，那么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学生更有机会找到右鞋”。所以，政府要做的，不是塞指标给企业或者地方，让他们去接收大学生，而是让社会的经济更加自由，实现广泛的自由企业、自由进入和低税收的政策。

　　不应该用“地域引导”来促进大学生就业，比如鼓励大学生去中西部，条件是免去大学生贷款。如果政府真想这样做，还不如用“行业引导”的办法，就像美国的联邦帕金斯贷款规定一样——美国对扶助教学的服务工作（针对低收入家庭和残疾儿童）、双语教育或其他领域的全职教师、全职护士或医疗技术人员、全职的法律执行官员或教养官员等等职位减免学生贷款。中国政府也应当考虑这样，因为如果“地域引导”，那些学生不情愿地去了，然后偷偷跑回来，使得这一“引导”政策变成了投机。但如果是对“职业引导”，它将直接作用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上，这对大学生是有一定的牵制作用的。

　　我们认为，不需要过度担心大学生的初次就业指标，就像我们不需要担心社会的离婚率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发现社会的再婚率很高，那么高离婚率无非是一种错误配置上的纠正机会。我们应当更关注3年-5年后的大学生工资率，我们应当关注整个社会的自由度、透明度和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