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于行：继承传统 发扬光大

　　深圳商报记者 邓小群

　　对于新时期广东精神，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认为，“敏于行”既是广东的传统，也是新时代的要求。

　　他说，广东人的传统是实干，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评价。改革开放之初， 在广东曾有一句流行的话：“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这句话就是广东人务实精神的生动表述，他们说得少、做得多，一切落实在行动上，“敏于行”与广东人相伴相生。

　　“敏于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于针对改革的各种异议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吕元礼说，邓小平后来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本质都是崇尚实干不尚空谈。这三点都是对“敏于行”的阐释，他的理论给广东也给全国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奇迹。

　　吕元礼说，广东人“讷于争而敏于行”的特质，与邓小平的一系列理论有内在的契合之处。广东的成绩不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不争论，先干出来，其实质就是“敏于行”，因而新时期广东精神的“敏于行”，是有历史传承的。

　　在深圳，“敏于行”的精神更是一脉相承。当时蛇口提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都体现了实干、先干的特点。

　　为什么新时期的广东精神将“敏于行”再次提出来？

　　吕元礼认为，新的广东精神 “敏于行”较之于“厚于德、诚于信”更有传统，好的传统自然要发扬光大。现在强调“敏于行”，应该是与现在广东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分不开。

　　改革开放30年，广东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时代要求我们实实在在变革，要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革新，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说说。

　　吕元礼说，一般而言，危机会促进适度的创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以政策“行得通”为治理社会的标准。祖籍广东的李光耀认为一个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因为可行才好。吕元礼说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与邓小平一样，充满了务实精神。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应该叫板新加坡，新加坡在政府遭遇问题后，会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并将新制度落实在行动中，那么广东现在以及未来能否出台更多“可行”而不是好看的制度，对广东的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吕元礼认为，这应该是新时期广东精神强调“敏于行”的内在需求。

　　吕元礼说：“治理醉驾为何行得通，见实效？为何反腐败讲了多少年却没做出让老百姓满意的效果？制度的可行与否是试金石。在现阶段，强调‘敏于行’，对建立可行的制度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