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调整经济结构时要做实制造业

　　李扬

　　通过观察欧债危机的进程，我特别想强调，从现在，其实从过去中国就应该开始牢固地树立全球化的眼光，把所有的事情放在全球背景下看，这样心态就能平衡一点儿。发达国家确实有问题，但是同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确实有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简单归纳一下，下一步中国，乃至全世界，从危机恢复的过程中将会延续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急不得，更多的要做基础性的东西。

　　第一，全世界都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寻找牢固的科技基础。我们说经济的周期如果是长周期的话，周期的基础就是科技的创新。也就是说，一次周期是因为一个科技创新引发的，当周期进入低潮的时候，进入全面的深刻的危机的时候，那是因为没有科技可以支撑经济发展。所以，大家看到中国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非常清楚，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发展科技，发展创新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在推动。刚刚结束的两院院士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对于广大科技界工作人员提了六个要求，核心一点就是要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科技基础，并且要把科技变成产业，用产业创造产值、创造就业、创造整体竞争的力量。

　　第二，全世界都要做的，包括中国也要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占比，减少出口占比，减少投资占比。这三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儿。大规模地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当然相应的就减少投资的比重，减少对外依赖的比重，但仅就这个事情来说，是很困难的。迄今为止我们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消费占GDP的比重其实还是在下降。要增加消费占比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占比，而居民收入占比这几年是下降的，相应的是企业收入占比上升，政府收入占比上升。所以，要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又可以归源为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重新塑造国际经济，包括金融新秩序。过去的秩序是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如今这个秩序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崛起，由于发达经济体暴露出它深刻的矛盾而需要改变。但是，这个问题又很复杂。大概几个星期前，我参加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一个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如果仔细讨论的话，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之前对很多事情也没有想太清楚，为什么政府要动员各个部门，要动员研究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不久前，美国财长明确的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金融秩序，总体上有利于中国，所以美国要推动改革。”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天天说改革，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考量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金融制度，哪些东西是有利于我们，哪里不利于我们。美国则很清楚现在的国际经济制度有利于中国。例证很简单，中国加入WTO之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10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拥护自由贸易，美国人不拥护。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制度保持稳定，但是，有些国家不希望它稳定，欧元起起落落，美元起起落落，日元起起落落，这都使得我们每天心惊胆战，因为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到我们的储备安全。因此，我们首先要评估哪些规则是有利于我们，哪些规则是不利于我们的，以及今后应当怎么办？中国当前对国际规则的制定、修改应当说还不自觉。美国到底是老牌的经济强国，领导型的国家，它对这些比较清楚，它希望制定的国际规则已经初显端倪，中性化原则等等已经开始提出来，美国要用这些东西代替原有的国际规则。

　　总结一下，以上的三件事最重要。但是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都不深入。把这个任务提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真正需要战胜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强烈的逼迫我们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的位置，想清楚我们的诉求，想清楚我们达成这个诉求的体制和机制以及方法、步骤、前后次序，才能够使得中国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占领先机。

　　这段时间我们为上海市做了一个“上海转型发展”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转型发展的最基本的评判标准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模糊了，或者不明确。我们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方向，或者它的立足点并不一样。发达国家要不要发展服务业？具体的指标应该是发展服务业应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制造业为前提，相等的投入、产出比制造业高，服务业才值得做。

　　而作为对比的另外的国家，包括中国，服务业的效率是低于制造业的。如果我们把发展服务业要提高多少比重，多少占比作为目标，而忘掉了提高生产力这个更根本的目标，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整个的资源是向更不具效率的产业在布局。如果服务业的效率低于制造业，而又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话，整体经济的效率是在降低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哪一种产业结构一定优于另外一种产业结构，只有更有效率的产业结构。80%的服务业占比不一定就优于70%占比，而且经常的情况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经济转型的时候，结构调整的时候，要做实制造业，而且是要提高效率的做实我们的制造业，这依然是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在中国为什么服务业效率低于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政府用所谓产业政策的方式，产业促进的方式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那么，这种方式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或许是有用的，但是并不总是有用的。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十有八九是无用的，是负效率。很多地方发展服务业是用单纯的加大投资的方式，这就增加了成本，它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如果成本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这种发展方式我们不能要。用恩格斯很简单的话概括，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就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一本一本的经济学著作都在讲这个道理。我们记住这个金科玉律，按照它的方向前行，中国在百年不遇的全球大调整中，一定能够占取先机。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BMW中经智库专家李扬在本次论坛的主题发言，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