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前景 与中国对策

　　2012年6月10日上午，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举行内部研讨会，来自学术机构、商业组织、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围绕欧债危机的前景与中国的对策进行了讨论。一个基本共识是：希腊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债危机的长期化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对欧债危机恶化的冲击应坚持不轻视、不恐慌，坚持深化改革是应对当前危机和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

　　希腊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为减赤耗尽经济和政治资源。围绕财政紧缩争议的希腊社会分裂和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博弈，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加大，但是这场危机短期内难有最终结果。2001年希腊通过财务造假加入欧元区，搭上了统一货币联盟创造的低成本融资便车，获得了与德国几乎相同的外部融资条件（希腊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差距从1998-2000年平均3个百分点降至2001-2007年平均0.16个百分点）。但这并没有促进希腊推进结构性调整，反之在民粹主义的刺激下，以过度融资、透支财政为手段维持高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的去工业化迹象明显，出口以低端产品和服务为主，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削减赤字和争取外部援助，服用了财政紧缩的药方，但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2010年二季度以来希腊经济持续负增长，失业率由2010年一季度11.1%攀升至2012年一季度21.5%，引发社会动荡，减赤也丧失了民众的政治支持而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希腊退出欧元区看似很美实则更痛。理论上，退出欧元区将使希腊重获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新货币的大幅贬值可以使本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重现价格吸引力，纠正加入欧元区后的被动高估。但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不仅无助于治愈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的痼疾，而且新货币贬值导致的对外债务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上升，将使希腊经济和社会面临巨大的负面冲击。希腊社会深知此害，反对财政紧缩不等于支持退出欧元区，这更多的是民众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不要期待希腊政治闹局有最终结果，反对财政紧缩的政党上台有可能改变立场，而支持财政紧缩的政党上台也有可能要求与欧盟重谈援助条件。

　　欧洲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

　　欧洲不会轻易放弃欧元。欧元区的整体财政状况好于美国和日本。2011年，欧元区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为4.1%和87.2%，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别为9.6%和10.1%，债务率分别为102.9%和229.8%。因此，单就希腊的经济和债务体量，欧洲完全有能力救希腊，但关键在于防止债务危机向经济和债务体量更大的西班牙、意大利蔓延。希腊一旦退出特别是无序退出欧元区，欧洲金融系统将面临资产调整和欧元重估、边缘国家国债收益率飙升恶化财政状况、银行系统性风险大幅上升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和重大冲击，严重程度可能甚于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建立有效的金融防火墙之前，欧洲不会轻易将希腊退出欧元区。从积极的方面看，西班牙、意大利不同于希腊，本身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危机也不全是债务问题，也有流动性问题。进一步讲，货币一体化是欧洲人五十多年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和政治领袖都不愿承受欧元区解体的后果和责任，因此欧洲一定会全力阻止危机的蔓延。事实上，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始终在进行自我救赎。当前的僵局更多的是援助国与受援国、各国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博弈，以期获得于己更有利的筹码，短期不会爆发“急性病”。但要警惕2013年德国大选民众对默克尔政府的去留抉择，一旦失去德国的强力支持，欧元区将面临严峻考验。

　　打破财政紧缩的恶性循环是解决危机的关键但任重道远。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由德国主导的危机解决基本思路是坚持财政紧缩，但由此陷入了经济下滑、银行坏账、政府支出、财政恶化的恶性循环，在紧缩中解决问题导致问题越来越多。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保持政策灵活，促进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德国显然已经开始转变，财政紧缩的立场有所松动，甚至提出欧洲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种积极现象，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各类金融防火墙也在不断夯实，但欧债危机源于欧元区的南北结构性差异，暴露了缺乏财政联盟有效约束和保障的货币联盟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欧洲可能陷入经济长期衰退的“慢性病”。

　　欧债危机的 前景与中国对策

　　对欧债危机应坚持不轻视、不恐慌

　　不轻视欧债危机恶化对我经济和金融的冲击。在实体经济层面，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敏感性上升，外部冲击使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2%）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2011年来自欧盟的FDI占比为5.5%），欧债危机恶化对我国经济具有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如果内需不能补充和替代外需，经济下行压力降进一步加大。在金融层面，我国银行业对欧洲的直接敞口总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英、德、法三国，即使希腊退出导致欧元区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蔓延到核心国，潜在损失也有限且可以承受。但是涉及实体经济的贸易融资、跨境贷款等对欧洲的间接敞口，由于分布面广、差异性大，在欧洲银行业加速去杠杆化进程中容易受到冲击，此外更有外汇储备的资产安全问题。

　　深化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

　　危机面前避免过度恐慌。希腊退不退出、欧元区解不解体的问题，于我重大，但于欧洲自身更为关键，欧洲仍有能力和意志解决危机。应坚持冷静观察、严密监测、认真分析，避免人不乱而我自乱，过于悲观而过早、过度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加重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本身有利于推动欧洲加快解决危机。正如没有2008年雷曼倒闭，美国政府未必能及时援助金融市场，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未必能空前团结地应对危机。危中有机，没有必要过度恐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各种外部冲击。实践表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危机、实现发展的根本出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坚持深化改革是出路。改革不能仅仅靠等时机，应着眼长远发展，不因一时的风险而停滞。应继续坚持调结构、扩内需，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加快形成自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在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前提下，灵活实施必要、有限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缓冲经济大幅下行压力。

　　切实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进一步支持、鼓励和放松民间投资，特别是推进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开放，这既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有利于避免民间资本去实业化涌向房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而积聚风险。

　　积极参与双赢多赢的国际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欧国家救助金融机构最终都收回了成本并实现盈利，救助没有“打水漂”。应审慎把握当前欧债危机中的机遇，既不能盲目援助、抄底和接盘，也不能固步不前。同时，欧洲因身陷债务危机而示弱，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腾挪出空间。应抓住当前欧洲和国际社会于我有求、对我有利的时机，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中积极申明、主张和实现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做好谋篇布局。

　　加强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多层次、跨部门、高级别的危机管理体系，全面梳理风险、密切监测形势、细化完善预案，做好应对欧债危机恶化的应急管理。

　　（作者系CF40·金融街论坛会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