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的未来

　　苏安

　　在1983年元旦，时任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在该行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论文，指出只有银行（专指商业银行）同时具有 1）为非银行经济主体提供结算账户；2）是经济体系中流动性供应的本质性源泉；3）是货币政策的波及媒体等这三大宏观特征，从而享有其他经济主体没有的“特权”，但作为代价，银行要履行公共义务和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必然意味着相应的监管。

　　科里根其后转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辅佐美联储主席沃克尔执行了极为严厉的利率型紧缩政策以抗击严峻的通胀。也正是沃尔克同时推动了美国金融放松管制的新时代的到来，其开创的改革潮流为后来格林斯潘和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1980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美国金融业的飞速发展无疑受益于这些精英官僚推行的改革措施为民间带来的活力，但改革也伴随着广泛的金融商品复杂化，大规模的银行合并，银行经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到了2000年，供职高盛的科里根回顾了当年的那篇文章，指出无论金融业和金融工具的形式或手段如何变迁，银行的这三大特征没有任何改变，它们还是特别的存在。其他机构一旦具有这三大功能，即便不叫银行，都必须受到跟银行同样的约束。然而讽刺的是，正是以他东家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没能得到有效的约束，加深了金融海啸的爪痕。奥巴马求助于科里根的老领导，提出了所谓的“沃尔克规则”加强对银行的管制，希望能亡羊补牢。但沃尔克本人肯定没想到近30年的轮回竟然是这种结果。

　　当年美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背景，或者说时代要求毫无疑问是臭名昭著的高通胀。沃尔克口头上用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封堵议会的政治压力，实际上通过克里根掌管的纽约联银调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高通胀和高利率环境这一现实问题带来的痛楚也让美国反省其利率管制，作为化解危机的对策，利率市场化，证券化等改革法案迅速的得到通过。在克服了国内S&L危机和外部中南美金融危机后，美国迎来了又一次长期繁荣。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的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基本上乏善可陈，银行体系和日元国际化也不如人意，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开始时期也很早，但与美国不同，更多是实物面的变化推动。即日本经济从高度成长期向低速发展过渡时经济中的资金流向发生改变，引发了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因盈利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本能性改革需求。比如“市场行为倒逼利率改革”，80年代越发严重的“民业压迫”批判。但它没有美国当年那种强烈危机感，市场和管制当局的摩擦也没有那么严重，改革进程也就缓慢。到了1980年代，利率市场化全面展开，但其后就遇到了泡沫经济。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干脆就说是日本政府的改革措施给了银行更多选择高风险经营的诱惑，重视短期利益的近视眼经营者抬高了整个银行体系道德风险，泡沫经济破灭就带来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所以日本当年应该限制银行的利率竞争。

　　但是日本著名的金融学者堀内义昭等人指出这不过是美国人对日本经营风土不了解带来的误判，因为日本的银行不存在美国那种股东控制银行经营权的模式，经营者不存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压力，所以斯蒂格利茨的论断前提是错误的。堀内教授通过对商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的变化进行分析后，指出日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是利率市场化等改革措施的产物，而是银行经营者的权力过度集中和日本一直存在的保护性金融行政的弊端没有与利率市场化同步改革带来的恶果，因为银行通过和企业的交叉持股避开了资本市场对权力的监督，而行政保护使得银行业本该发生的竞争被抑制。

　　最近日本央行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达成同等的长期社会厚生效果时，自由放任型银行体系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是社会计划型银行体系的3倍。缺乏监督的银行系统对界限费用的过小评价会导致个别银行更加小看自身的界限费用导致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其累积效果往往是无法预测的金融危机。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改革动机和具体情况，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无法一概而论。重要的是美日教训的共同点都在于科里根总结的那三点，在改革初期的制度设计阶段就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和应对。例如存款保险，可以是对改革风险的对冲措施也可能成为银行怠慢风险管理的诱因，任何改革措施都以解决既存问题为出发点，也毫无例外的引发新的问题。最终银行的未来不在于其经营形态，产品设计，或者是经营者对盈利水平的贪欲，而在于那三点特殊性是否能有效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