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为何只看到热闹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牛华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确定了一个“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看似华丽，实则成为谈判中的死穴。

　　6月20—22日，“里约+20”峰会举行，各国继续探讨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议依然存在，让人们在德班会议得到短暂的温暖和慰藉后又心怀忐忑——德班之前失败的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给人留下阴影，大家渴望找到理由和勇气继续守望在谈判桌前。

　　解开华丽的死穴

　　哥本哈根之后，大家对气候谈判的期望值降到了极点，大家纷纷猜测，气候谈判框架本身会不会忽然就解体了？所有的势力都在忙着敷衍塞责，整个谈判又回到了原点。德班会议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一再为整个谈判的命运而担心。美、加、日三国近乎无赖的强硬表态，将近二十年来逐步建立的整个气候谈判框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1992年以来，联合国气候谈判已经进行了17次之多，在今天来看，这许多谈判带给我们的最重大意义，就是让我们学会思考这样的一个谈判到底有没有意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定了一个“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中的不同角色和历史责任，以便区别对待。正是这个原则，看似华丽，实则成为谈判中的死穴。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则更进一步，确定了发达国家实现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的目标，并且确定了三个碳交易机制，建立了全球碳市场的基础。而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规定任何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自觉。

　　如果当初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期限多约定几年，说不定就不会再有今天的反复了。 2012年，议定书到期。围绕下一步的机制安排，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各国都想在新的机制安排中，取得最大的利益。糟糕的是，似乎所有的参与方，在原有的框架之下，都受尽了委屈，从而在新一轮的谈判桌上，要报复性地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种气氛下，早年的大量努力的成果，都必将付之阙如。

　　这种全球的多边谈判机制安排的内在缺陷，让谈判本身逐渐变成了误导公众的障眼法——媒体和公众热衷于大国外交博弈和政客的表演，鲜有思考背后的逻辑与秘密，关注谈判本身，忽略来自市场和民间的自我冲动及发展努力——尤其是——一向把低碳经济视为政府职责的中国。

　　尽管最近几次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乏善可陈，但全球低碳领域的竞争，却上演得如火如荼，没有一个大国在坐等气候谈判要形成什么样的结论。因为他们了解，谈判桌上的拖延，是为了给自己留出一个更有发言权的未来。要知道，一个没有市场、没有技术也没有投资的国家，在探讨游戏规则的时候，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低碳领域的投资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低碳经济已经开始渗透到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一方面，在本国国内加速推出各种新政策，鼓励市场创新，采用新技术，努力促进本国经济的低碳化，另一方面，在国际场合的谈判中，态度强硬，拒不承担国际义务，想尽一切办法拖慢气候谈判的步伐和进程。

　　看热闹还是专心于背后商机？

　　现在看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机制，有几个很严重的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一百多个国家，利益纷繁，吵吵嚷嚷，仅靠每年几天的大会，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要想达成一致，几个主要大国的态度起到决定作用，没有私下的妥协和一致，到了公开场合，必定是无休止的扯皮和指责。

　　第二，谈判的原则，说白了就是一个先易后难，把解决不了的事情留给后人去解决。前面的人说得轻巧，后面的人谈得困难。容易达成的协议，早都已经给人收割了，不容易谈妥的条件，任你再有韬略，也抵不过形势逼人。

　　第三，各国政府代表，都是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官员。在这样一个谈判机制下，任何承诺，都要国内足够多的民意支持。很多政府代表，在登上飞机时，兜里得到的授权空空如也，任凭他有再多的想法和抱负，也都只能到谈判桌上去拖延时间。

　　第四，谈判旷日持久，世界已经变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时，还没有“金砖国家”的概念，人们也没想到石油会是今天的价格。发达国家回头看自己二十年前主导的协议，悔不当初，切齿痛恨，为什么没有让这些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

　　最后，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虽然是一个重要矛盾，但实际上，谈判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是春秋战国式的矛盾——合纵连横、跌宕起伏，忽而对抗，忽而妥协，伙伴和敌人都可以是一转念之间的事情，不厮杀到最后，怎么能看到最终的结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否定该种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由于谈判框架的重要，才使得美国始终不愿意真正离开谈判的舞台。美国人煽动加、日，威胁退出谈判机制，但在德班会议最后36小时的延时谈判，美国最终还是选择留下。很简单，如果美国退出，必将意味着，如此重要的一个游戏机制，其主导权立即会落到欧盟和中国之手。精明的美国人不会没有这个基本的判断。

　　以今天的情势，恐怕未来几年的减排故事，都会继续是这样一个情景：镁光灯下政客们嘈杂无聊的会议，以及镁光灯后商人们精确的投资和算计。中国的媒体和公众是继续追逐那些热闹的嘈杂，还是专心于背后的商业机会，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与作者互动：weibo.com/niuhuayong）

　　《京都议定书》三个碳交易机制

　　1.联合履行（JI，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联合履行是《京都议定书》第6条所确立的合作机制，主要是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合作，其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抵消额，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但是同时必须在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

　　2.清洁发展机制（CDM，Joint Implementation）

　　《京都议定书》第12条确立的合作机制。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由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完成在《京都议定书》第三条下的承诺。该条款明确每一项目活动产生的减少排放，须经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指定的经营实体作出证明。清洁发展机制应该是一项“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

　　3.排放贸易（ET，Emissions Trade）

　　《京都议定书》第17条确立的合作机制，主要指发达国家间的合作。该条款明确，《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就排放贸易，特别是其核查、报告和责任，确定相关的原则、方式、规则和指南。任何此种贸易应是对“为实现该条规定的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的目的而采取的本国行动的补充。发展中国家反对引入该项机制，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则坚持引入该机制。最后经过妥协，该机制只剩下一个排放贸易的概念，确立了该机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开展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