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日常散步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的哲学家陈嘉映将最近对世相人心的体察汇聚于一本书，话题涉及民主、文教、政治、道德、信仰和人心。纷杂主题被清晰地勾画出来，道理亦随着层层推论而水落石出。陈嘉映这本书名为《价值的理由》。

　　相比之前几部大部头哲学书，陈嘉映这本新作没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问与论证，倒好像是一场穿行于世相百态的散步。不是奔着什么高远目标而去，只是用理性层层解剖现实，将道理娓娓道来。

　　“嘉映爱‘讲理’，乍看有点儿‘绕’，但读进去便知全是日常道理，只是日常看不见它，哲学来帮忙，便有了此书。嘉映思得深，讲得巧，短章中能见出他十年的殚思竭虑。”学人赵越胜在读完《价值的理由》后这样评价。

　　1978年，陈嘉映考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研究生，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相遇后，他自认为正式迈入哲学世界。之后欧美游学、重回北大，再辗转到华东师范大学，现在陈嘉映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世事变迁，脚下的一方讲台也是几经变更。“好讲道理”的特点似是根植于他的性格之中，无法更改：内蒙插队时，他曾是辩论的一把好手；花甲之年，他仍在用哲学寻找“自己”和“良好的生活”。

　　第一财经日报：《价值的理由》里有一篇对你的访谈，谈哲学家与隐居生活。作为知识分子，隐逸和以天下为己任哪一种是更为合适的生活态度？

　　陈嘉映：今天的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以天下为己任听起来有点儿虚，隐逸也有点儿矫情——本来没有皇帝请你当宰相，何谈隐逸？有些人改造政治改造社会的冲动比较强，这需要直面很多困难，值得钦佩。我的主要兴趣在穷理上，跟现实政治不是那么近，当然，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都跟现实社会连着，也可以有社会影响。我不相信能够在你提问的意义上一般地谈论哪一种生活态度对读书人更为合适。

　　日报：你在书中写道：“痛苦提升了快乐的品质。带苦的快乐实际上差不多是高级快乐的一个标准。”然而，人们主动追求痛苦，追求苦行僧般的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格格不入。

　　陈嘉映：是有人主动追求痛苦，所谓苦行主义者。关于苦行主义有很多探讨，这里不重复了。这里的确有“更高级的快乐”。我觉得去做苦行僧挺难的，但不觉得这奇怪。中国缺少苦行主义传统，但即使中国人，还是有很多放着福不去享，宁愿过得苦一点儿。我觉得这样的性情这样的做法大大值得赞扬，尤其在中国，更多人更多时候这样才好呢。已经过得不错了还比着谁享受多，碰到一点儿苦头就缩之唯恐不速，这种人多没劲。

　　日报：钱理群前一段时间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名牌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实际是对偏重于“工具理性”教育的担忧。你早先在美国留学，也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就你的经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嘉映：我不大知道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在培养学生道德方面有哪些区别。我也不很清楚大学在道德教育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我一般认为，在德性培育方面，典范的力量远远大过说教的力量。

　　以我个人接触而言，从一般所谓道德品质来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这一辈或我们上一辈差。新一代有些毛病比我们这一代重，但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强。我接触的多数年轻人品质良好。有些人把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败象归咎于年轻人素质不好，听着真可笑可恨。我觉得还是少谈素质多谈体制。

　　这体制还不是我们这代人，我们上一两代人造就并维护的？单说大学体制，单说其中一条——教师的褒贬都跟着教育部的数字化管理走，进而出现了各种问题，怎么能怪学生不“明明德”？西方大学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但相比之下，西方好些，一是西方的文教传统没有被连根拔起，二是西方的教育体制没有那么狭隘。

　　日报：你在《价值的理由》中写道：“今天信仰和精神的衰落，这些世俗东西赤裸裸地发挥力量。而在过去，信仰和精神传统会起到缓冲作用。”实际上，欲望是人原本就存在的，只是现代社会将欲望的满足视为一种价值、一种道德，而传统的精神与信仰逐渐对人失去影响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的个体应该如何自处？

　　陈嘉映：是，欲望是人原本就有的。随着资本——消费——平民社会兴起，很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分别说来，有些变化我乐见，有些则不乐见。

　　传统的精神与信仰逐渐对人失去的影响力不可避免，也是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麻烦。中国尤为突出。缘由甚夥，其中，文教衰败是原因之一。

　　普通的个体应该如何自处？这类问题好像只有青年导师才能回答，我回答不了。要以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来说，我实在不相信占有很多东西、消费很多商品会让人幸福。我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些人，他们积极做自己的事，有的做大事情，有的做小事情，他们安心过自己的日子，有的比较富裕，有的挺穷困的，但都过得挺充实。多跟这样的朋友交往，实实在在，五光十色的广告都是虚的。

　　日报：近来常常听到一些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在说：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逐渐消退。您同意吗？

　　陈嘉映：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是内涵精神力量和智性力量的。单纯的娱乐品不包括在内。中国的文教传统被破坏得厉害，现在对精神力量和智性力量的需求量不大。但中国人多，愿读严肃品的绝对人数也还不少。

　　日报：当各种价值体系出现冲突，人的行为失范，讲道理变得更为重要。科学的兴起急剧加速社会变迁，带来传统价值观断层。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如何作为？

　　陈嘉映：哲学之所以在今天特别重要，首先是因为今天的专业壁垒大大加深。就在一两个世纪前，各种学问之间还互相能听得懂，哪怕你做的是数学、天文、物理。今天，即使同在“心理学”名下，一个分支里的工作很可能另一个分支里的人完全不明白。不说专业学问，一般而言，今天已经不再是共同文本的时代。从前，你可能是心学一派，他可能是理学一派，但问问这两派读些什么书，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至少90%是重合的。在西方，没有哪个读书人没读过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大势不可逆转。你不可能凭聪明劲儿，花一年时间弄明白当代物理学的沟沟坎坎。我们能做的，从来都是在大势之中，让这个大势中的好处多发挥一点，弊端则减少一点。具体可能有哪些做法，当然多得数不清。这里说一两点。像爱因斯坦、霍金那样写一点儿我们能读懂的当代物理学的道理，像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那样把他们专业研究得出的东西挑一点儿讲给我们不做考据的人听。在高校甚至中小学多设通识课程。

　　哲学本来是求通的。穷理若变得过于专业，就可能渐行渐远，背离了初衷。我觉得哲学从业者在沟通学问道理这方面应该比一般专业人士做出更多努力。其中一条，就涉及使用何种语言。我希望论理文章写得稍明白顺畅些。论理者尽可能少创新语汇、新用法，在某个局部需要做出更清楚的区分时，最好使用普通语词组成的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