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新女性

　　维舟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传统社会的中国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性）还很少走出家门，她们偶尔或许踢毽子、荡秋千，但那既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减肥，更不是为了竞技，而通常只是为了消遣自娱。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过去的一百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变时代。

　　这一变迁发端可上溯到1895年。之所以以这一年作为近代女子体育的起始，原因很简单：正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国人才从极度的危机感中意识到救亡的急迫性，而中国之所以衰败，在当时人看来正是由于身体的衰弱，女性作为未来新国民之母，其身体强健与否当然就涉及到民族能否复兴的关键。1903年，署名金一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概括了这一逻辑：“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女子体育与当时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尚武侠气精神、反缠足运动、改革和创造儿童教育等等，事实上都是近代中国人对于国家危机的一种反应。1908年徐一冰在苏州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其目的就是“秘密宣扬革命，志在颠覆满清，同时提倡国民体育，以图强身御侮，发扬民族精神”。实际上，清末民初的许多体育或体操学校，其立校宗旨都大抵相似，许多女子体校都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或“强种健族”。

　　这种浓厚的国家政治和半军事性色彩，弥漫于当时的女子体育之中，其论调常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即进步和解放是判断一切行为的价值标准。民国初年有不少人宣称女性束胸会导致胎儿身体不健全、妊娠时穿高跟鞋将导致婴儿衰弱致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断，想来是因为人们相信束胸、穿高跟鞋与缠足一样，将导致病态、畸形和衰弱的身体，而一个解放的、强健的身体，才象征着人们对“新中国”寄托的希望。

　　在这一新的热潮之中，华东（尤其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1930年全国的女校和女学生数量，江浙沪都占了近三分之一。1920年代末期后，各种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大型体育竞赛，几乎都在华东举行，运动选手又多半来自这一地区的学生，在1937年日军入侵之前，华东的女运动员也是表现最为优异的。这种氛围和热潮，本身又推动着女子体育成为校园中的时髦活动。在那个年代，运动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复兴国家民族，它已变成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

　　近代的女子体育之所以能在全社会逐渐普及开来，常常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确，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现代女性体育是相当具有刺激性的新鲜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女运动员在当时几乎被奉为明星。刚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国女性，事实上在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开放女客入座的成都茶馆里生意爆棚，有女生出现的运动场上男生们都奋勇表现，而这本身也给了女性争取社会空间的机会。

　　女性体育在当时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体育本身，更关键的是它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展示，让当时仍相当保守的社会价值观遭到冲击。“女性体育”的那种“健美”（Healthy and Beauty）观本身是现代的，而且女运动员的穿着打扮、行为气度，处处都与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大异其趣。事实上不如说，她的身体就是体现着现代性的“道成肉身”。

　　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人千奇百怪的反应：女子篮球队受邀到各省市比赛，每到一处都引起骚动；虽然当时中国女运动员成绩不如日本，但却享有高得多的明星般的地位；也有人批评女运动员裸腿裸臂，只是为了出风头；当时著名的女运动员李森曾因穿运动服而被视为“有伤风化”，游泳运动员更不必说了；虽然仍高唱“强国保种”或“健康美”的套语，但广告中更多是将运动中的女性当作一种时尚，连电影院也刻意将健美运动商业化、色情化。凡此等等，都展现了一个全新社会的逐渐成形。

　　那四十年的女性体育历程，倒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不断变化的运动：起先是为救亡和实现现代化而改造女性身体，然后新的女性身体又激起了事先并未预料的社会反应，最终，女性体育得以推广和效仿，已经不再是出于最初的救亡目的，而是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体验。中国社会对这种全新价值观的抵触如此之少而趋之若鹜者如此之多，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切，确实不是单纯的国族论述所能概括的。在广泛收集各种体育、校史、照片、广告等史料之后，本书的立论早已超越了这一简单的结论，把近代中国运动中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的焦点来观察，也充分意识到新女性的形象是各种现代价值观的具体呈现，因而女性体育在当时广告中被视为时尚。然而全书过多注视“女性”尤其是“体育”本身，最终的结论仍是在这中间徘徊，似未充分意识到女子体育本身只是诸多社会领域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和折射，其成功更多的不是由于体育本身，而在于它成了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和激起人们效仿的全新生活方式，因此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女运动员与社会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