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多一点正能量好吗

　　说实话，现在大家都在担心，担心中国经济真的出问题，所以上证指数就是愿意一路向下，所以就连一向乐观的国资企业也开始有了过几年紧日子的想法，所以当刚刚回北大的林毅夫教授提出中国经济还能以每年8%的速度再增长个20年后，有人怀疑这叫“放卫星”。

　　哪里需要这么多的悲观，搞得好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所有人都悲观的时候，保持一点乐观不仅不会有错，而且会更有建设性，套用一个新词汇，叫多一点“正能量”。

　　多一点正能量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盲目的相信正能量，正能量也是需要基础的，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继续高增长的基础呢？

　　林毅夫的结论很简洁，依据还是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说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爱国，而是基于专业的经济学分析，即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

　　他还列举了一个历史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中国台湾1975年和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值，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上述时点之后都保持了20年的平均8%左右的高增长。

　　当然，有比较优势不是充分条件，有历史数据也不说明历史就一定会重演，比较优势是需要拿来发挥利用的，而各种不利条件也需要不断克服，因此，林毅夫回来之后说的第二个要点其实更值得关注。

　　林毅夫认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改善迫在眉睫，因为收入不平等正是现在中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的是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压制的是国内的消费，导致的是目前大规模的经常项目盈余。

　　之前的《地平线》专栏中，我对铁公基的看法一直是中性的。就是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之下，消费不可能一蹴而就，拯救经济于弱势；能高速、高效发挥作用的只有铁公基。不是说铁公基有多好，而是只有铁公基可用。而现在林毅夫解释给我们的是：为什么只有铁公基可用，以及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格局。

　　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应该是这样的，既不因为有缺点就放弃了救急的药方，也不因为救急药方往往生效就放弃了治根治本的长效药。林毅夫的长效药就是，将更多的收入转移到穷人手中，能够使收入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公司与工人之间实现再平衡。

　　再一次强调一下这种观点与常识的不同之处，大家可能一眼还没看出来，林毅夫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解决了公平问题，反而促进了效率问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点和我们的常识是不是相反呢？对于我这种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门外汉，都在长期的受教育过程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了这样的观点：效率和公平不能得兼，就像鱼和熊掌你只能吃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首先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这种对效率的释放成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奇迹。林毅夫在赞扬这种奇迹的同时，认为后20年继续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解决公平问题来实现。

　　如果用更加哲学一点的话来分析这种效率和公平的悖论，其实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过犹不及。30年前是过于追求公平而丧失了效率，30年后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都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20年呢？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钟摆的中点。

　　那种“只顾效率反而损害了效率，拖垮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观点，不止林毅夫一个人独有。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哪里，这种极端现象同样发生在美国，在美国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承认最追求效率也是最有效率的国家，现在斯蒂格利茨认为，效率正在因为不公平而受到损害，可持续性正在因为不公平的拉大的变得岌岌可危。

　　斯蒂格利茨在即将推出他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之前，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梦已成神话”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最高收入人群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已经不再是它自认为的什么中产阶级国家！

　　这有什么问题呢？如果美国真的能保持世界上最高的效率，肯定会有人为高收入者辩护，声称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因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得兼。但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斯蒂格利茨不以为然。

　　他告诉我们，并非如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只有放弃效率才能拥有公平。拥有最健康经济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如今的美国人的不平等，倒是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加剧了增长放缓。

　　为什么美国梦正在消失？斯蒂格利茨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美国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也就是说，有一个好爸爸比什么都重要，和中国人一样，拼什么都不如拼爹！

　　这种情况必须发生改变，否则，我们心里有再多的正能量，最终都会被负能量填满。效率和公平，并非不可得兼。认识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