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经济稳中求变仍须背靠祖国

　　在给香港送上生日祝歌的同时，我们也要给那些游离在庆祝队伍外面的人掌声。他们质疑的声音，令香港回归路走得更扎实；他们理性的批评，让香港的自由内涵变得更饱满；他们智慧的挑剔，令‘一国两制’更具生命力。”

　　香港，作为承载生命的“方舟”，已存在两千多年；作为盛装殖民历史的容器，也有155年。今天，作为实践“一国两制”政体的新生命，香港迎来15周岁生日。

　　15年间，香港市场依旧自由，重庆大厦内丰富而混乱的格局如旧；司法体系依然独立，狮子山下的军营外寂静如常；港元与美元仍保持7.8倍的距离，香港与世界零距离接触姿态未改。这些恒量，让15周岁的香港继续保有155年风雨历练打造的城市名片——亚洲的世界性城市。

　　15年间，“一个放下架子鼓励商人尽其所能赚钱的”香港政府发生了改变，特首竞选辩论会走进了银屏；“英国统治时盛行的交际态度”已不再流行，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生命个体乐在其间；“连续17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多了一个对手，上海用竞争的方式令其勇敢前行；“从把大陆人看作土包子到看成香港的救世主”的香港人多了一条成功路径，北上成为奋斗新乐章。这些变量，让170岁的香港感受到了“一国”的好处。

　　在给香港送上生日祝歌的同时，我们也要给那些游离在庆祝队伍外面的人掌声。他们质疑的声音，令香港回归路走得更扎实；他们理性的批评，让香港的自由内涵变得更饱满；他们智慧的挑剔，令“一国两制”更具生命力。

　　至于梁振英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强调“在人心的回归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现实问题，我们无需避而不谈，但也不应该不计一切代价的反复说教。我们应该与香港人一起怀着客观的态度看问题。香港人作为港人治港的主角，理应被赋予自由呼吸制度的权利，而“执笔者”应学会用全面、宽容的眼光、从各个角度去接近他们。

　　香港回归15年后的今天，在享受了中国内地对其“安全系数超过99.99%”的水、电、副食品等支援，受惠于中央政府推出的CEPA，“自由行”等一系列挺港经济政策后，香港人的民族身份焦虑症得到大大缓解。很自然，当下的香港人在民族身份和个人身份的排序上，更倾向于将后者放在首位。

　　“我们漫无目的的管理，他们无知的顺从。”1850年香港政府时任督察约翰·宝灵描述的香港人早已蜕变成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强烈的公民意识的文明人；对于身居在每平方公里6000人的城市，他们同时身背居住忧患意识。

　　香港回归祖国已过15年，离中国政府承诺的“保持其基本制度50年不变”的期限仅剩35年。这个时点，少数香港人的担忧，更多的其实是关于第51年的忧虑。毕竟，对“一国两制”的认同，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市侩哲学认同，而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社会价值的认同，这些需要香港和内地双方做出持续努力。

　　7月1日，梁振英及他的特区政府班子已正式登场，新政府承诺“将着力解决房屋、医疗、教育以及老龄化等民生问题”。诚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类明·弗里德曼去年在《国家利益》中所述：“只要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停滞时期，结果都是深度的严重社会分裂；人们试图去保护他们所有的，而排斥臆想的他人夺取企图，这种各自为牢的不信任感成为政治活动的焦点。”未来香港社会和政治的和谐，很可能都取决于新一任政府在民生议题方面的成功。

　　但时势给其“稳中求变”的空间有限：外有欧债危机蔓延之危，内有基尼系数持续攀升之痛；前有伦敦等老牌金融中心强势而为，后有上海等新兴金融中心砥砺追赶。新政府班子欲在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上出良策，除了需要很多勇气，还需政治智慧。

　　至于被外界解读为香港经济发展之锚的联席汇率制度，虽然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最近提出了改变建议，但短期内难成行。不出意外，纾解经济之困，维持社会和政治和谐，香港还需“背靠祖国”，借助内地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庞大市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