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我国要承担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义务

　　陈健：中国将是“两重性”国家

　　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但是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还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一竹、陈夏露 | 上海报道

　　陈健

　　1942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2001~2007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资深外交家，你如何评价现在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

　　陈健：其实不存在“大国形象的塑造”这个问题---中国强大了，大国形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时候也借用这句话，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这句话。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而目前在这两方面做得都还不够。

　　号召力体现在我们自己的成功上，包括经济建设的成果带来的号召力，以及中国的体制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号召力。我们的价值观体系既要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同时也要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先进的价值观体系，这样就有了政治上的号召力。

　　同时还要有亲和力，主要体现在外交上。我们需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各国谋取最大的共同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在未来10年，中国应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地位？

　　陈健：应该说对中国的定位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是全球第二，按照现在各方面的估计，未来十年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从总量来说已经是一个“大块头”了，但是人均还很低，而科技水平等软实力、硬实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所以说中国有“两重性”：既有发达国家的属性，如东南沿海地区，上海北京等城市完全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内地有些地区还相当贫困。这个“两重性”会继续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今后10余年还是两重性继续并存。

　　对于我们的发展目标，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消除差距等等，如果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在今后十余年间我们就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我们的难处在于，人家看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我们承担大国责任，而我们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弱国，大而不强，这当中的矛盾始终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的外交表现？

　　陈健：黄岩岛事件，我们的外交处理得很好。根据历史经验，我们既要占理，又要占义。中国始终要站在国际化视野之上，寻求自身利益的制高点；同时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两者缺一不可，也是当前外交上的一个难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未来碳排放和环保责任的国际谈判中，你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陈健：我主张，中国要承担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低于发达国家的义务。我们再强调自己只是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太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大的污染国之一、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从历史责任和人均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所以我们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应该如此定位，这样更容易被国际接受。

　　《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国是另一个重要的大国角力舞台。有观点认为，联合国容易受到大国的利益驱使，你曾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如何评价这种观点？中国应该怎么做？

　　陈健：联合国容易受大国利益的驱使，这种观点完全没错。联合国是建立在大国一致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大国一致，取消否决权，联合国就将不复存在。所以联合国必然受大国利益驱使，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要接受。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大国利益，寻求中国这个大国的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致，这样我们就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试图主导世界，我们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道义制高点上。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各国都很重视民间和公众外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是否也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陈健：民间外交最好的例子就是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遭遇的风波。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讲话，西方媒体基本没有评论，有的甚至以反对的态度来报道。但是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中，既举法国的国旗，又举中国的国旗，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民间外交的好处在于，其发表的观点影响力更大，而有的时候政府表态则往往被认为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会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