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东局势变得如此迷惑？

　　本报评论员周飙

　　中东迷局依然捉摸不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冷战是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对立阵营是按一时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而拼凑的，敌我关系变动频繁，那时主导各阵营的大国并不关心其盟友的文化和制度，只要冲突时站在同一边就行。

　　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担心国际秩序丧失维持动力，不过至少在中东，萨达姆及时提供了新动力，此后在石油利益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推动下，美国主导下的海湾联盟和戴维营秩序维持了中东的十年稳定，直到911；反恐战争大幅改变了美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关切点，不再只是确保运输贸易畅通和避免战争，而是要通过改变该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来消除恐怖主义土壤，那就必须进行深度干预。

　　假如美国真有决心和能力持续推行深度干预战略的话，尽管会有许多艰难曲折，中东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恐怖威胁毕竟不具备珍珠港、地面入侵或核战争前景那么巨大而无可置疑的动员能力，它让国民愿意容忍的战场伤亡和财政负担都十分有限，况且，通过加强国内防范措施，似乎也能避免大多数和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当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国民很快对持续扩大的伤亡和财政赤字失去耐心，而金融危机又施加了致命一击。

　　所以今天回顾起来，中东局势的转变实则始于金融危机和民主党的上台，深度干预政策被全面抛弃，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外部鼓励民主运动，仅在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时进行有限干预，在推动一个国家变化的问题上，采用破而不立的策略，因为要“立”就必须长期深度干预，比如对付塞尔维亚的办法就是轰炸，炸到你秩序崩溃、政府垮台，然后静待其内部发生积极变化。

　　为什么中东局势变得如此迷惑？

　　破而不立政策一度表现良好、令人振奋，铁幕落下之后，东欧似乎毫无阻力的自动拷贝了西欧的制度，也顺利融入欧盟大家庭，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氛围中，东亚和拉美也出现了一些成功转型，以至于出现了像福山的“历史终结”之类惊人的乐观论调。

　　然而很快，从阿富汗、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乃至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地区，逆转的趋势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甚至作为以宪政和法治为基础的全球化市场社会之大本营的西方，其意识形态氛围和政策取向也已从冷战后的亲市场路线中大幅扭转。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何现代市场制度在东欧的重建如开闸放水般容易，而在其他国家却屡遭挫折？特别是，为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当外部压力减弱、原有社会控制松动时，重建起来的大多是反宪政法治和反市场的制度？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完全建立不起现代国家而退回到部落状态？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难以忽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中究竟哪些元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却不容易看清；有些观点夸大了宗教传统的作用，首先，伊斯兰和基督教一样，从经文和教义中总是能挖掘支持任何主义的词句，那没有意义，实际上对广大信众来说，宗教只是以习俗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与经文教义关系不大。

　　其次，与信众相反，构成伊斯兰世界政治主导力量的中产和激进教派领袖们，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许多甚至是学术和技术专业人士，其思考方式也非常西方化，而且越是这些人，具有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是沉浸于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失败历史所带来的挫折感之中，也越执着于复兴其梦想中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荣耀，他们不仅十分了解西方，也梦寐以求实现现代化并超越西方。

　　真正的差异来自构成博弈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正是各派在面临机会展开竞争时，对各自将会如何行动所持的信念，在制度演变起着关键作用；假如一个社会从来没有妥协和尊重惯例的传统，那么你死我活和机会主义便成为合理的预期，和平共存的均势和稳定的社会规范便难以维持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比如在军方和选举占优的党派之间，假如前者相信后者上台必定会全面清算，后者相信对方若保留地位必定会任意干政，那和平过渡就难以实现。

　　同样，假如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一方确信反对派若上台必定全面推翻自己的政策，多年心血一夜泡汤，就很可能不惜破坏规则而阻止后者上台；出现一个导向宪政与法治的良性反馈过程所需的博弈条件非常严苛，不是几次圆桌会议和几份宪章条文就能创造的，而只能在一次次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阿拉伯世界的条件尤其恶劣，该地区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其实从未成功，有些国家的基层组织方式仍处于部落状态，另一些则始终由外部力量所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英法殖民者或托管当局、冷战和反恐时代由巨额外援所支撑的威权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有序互动的机会很少，一旦外部力量撤出，很难指望一个好的秩序和制度能够自发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