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本不是 城市治理的“硬伤”

　　□ 佘宗明

　　6月份，深圳罗湖出台了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该规定被指于法无据，专家称，它或影响到乞讨人员的权利。

　　乞讨者，是繁华都市里一个特殊的群落，是世态斑斓中一面并不怎么光鲜的镜像。他们的辛酸形象，总被定格在“佝偻身躯，蹒跚步伐”的镜头中，生存无依的阑珊生活，俨然是对城市疮疤的诉说与勾画。而禁乞限乞，在城市治理的“路线图”中，也从未消失过。

　　划定“禁讨区”，对施舍者罚款……城市禁乞，已形成了可预见的治理套路。深圳罗湖将“街头乞丐”跟“城管考核”挂钩，也未出窠臼：以施压于治理者的方式，对乞丐“画地为牢”，缩小他们的游弋范围。可以想象，当乞丐数与政绩评定捆绑，纵然城管们再有恻隐心，都只能含泪驱乞。

　　规则的出台初衷，或许不在伤害谁，而在于市容净化。在既定的城市语境中，衣衫褴褛的乞丐，某种程度上，确实难与整洁市容兼容，拖了“城市风貌”的后腿。就算你再怎么抒情，“乞丐也是亮丽的风景线，包容乞丐的城市，才更为绮丽”，其有碍观瞻的表层观感，怕是无法否定的。

　　更何况，在公共生活里，人们对乞丐的态度，也是异常分裂的：稍有悲悯之心，会不忍看着他们无立足之地；可乞丐的拉衣服索捐，“假乞丐”骗取同情等，又让公众有些不耐烦。政策制定者，也逾越不了两难困境：禁，则切断了这群底层人的生命线；不禁，给市容添“污痕”，给交通添“路障”。

　　城市治理，当抹上“人文”的光泽，当减少“不必要的伤害”。这份情怀，决策者未必没有。可在浅表化的评定下，轻与重的权衡，极易滑入失序的一端。也许，在某些决策者看来，压缩乞丐的生存权，是城市文明加码不可少的“阵痛”。

　　但“禁乞”，不只是关乎治理路径的优劣，更是对生存机会的封堵。乞丐的人权，不是该被尘封的种子，可置之不顾。以一种卑微的方式过活，不过是人的生存权的降格。尽管，“乞讨权”并非法理意义上的人权，而是实现“全然自由”和自我救济的路径，但若公共政策对其无视，只会加剧乞讨人群的境遇恶化。

　　为边缘者兜底，是政策关怀的应有之义。在保障匮乏的基础上，将萎缩于生活一角的喘息者的“生存底牌”抽掉，实质上是责任的回避与遗忘。当“扣分”之举激化着管理者与谋生者的矛盾，人伦的欠账，只会让政策罩上“冷血”的阴霾。

　　既然保障没法一步到位，那么，就给行乞者足够的喘息空间吧！我不想煽情地说，“月有阴晴圆缺，没有乞讨者，城市面貌注定是不完整的”，但可肯定的是，当乞丐遭遇的总是治理者的白眼，那再有理的政策，都带有人伦瑕疵。

　　“邋遢的衣袖，舞动着岁月/污垢撑起了胃口/木讷表情蓄满悲哀/双脚拖出城市的雾霾”，乞丐，本不是城市环境的“硬伤”；而再刚性的城市治理，也该留下人性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