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部门垄断的彩票业是被异化的公益

　　□马想斌

　　6月，北京男子中5.7亿元彩票，再次掀起彩票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彩票发行部门被指以保护中奖者隐私为由牺牲公众知情权。据悉，中国彩票发行权自1987年起被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垄断，行业曾讨论设立彩监会，受到两部门阻碍。业内预计今年彩票销售规模将达3000亿元。

　　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深圳的“计算机木马制造3305万元福彩大奖”，再到6月北京男子中5.7亿大奖背后的神秘，彩票业的种种丑闻和福彩中心不尊重民意的傲慢，让社会对彩票业的质疑不断放大。

　　凡是彩票受质疑的时候，公众总是呼吁公布中奖者的资料，其实谁中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奖过程需要合理与透明化，防止漏洞的出现。然而面对从未停息的质疑，福彩机构几乎每次都以一句“开奖结果公正有效”的高度浓缩，来回答一切的质疑，这不仅伤到彩民的心，公开透明化的期待也幻化在了彩民的伤心之中。

　　其实，每次社会公众对彩票业丑闻的个案质疑，背后所针对的都是其产生的土壤——我们国家的彩票就是部门彩票，与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彩票有显著差异，民政、体育两个部门实际上成为彩票发行的既得利益部门。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行彩票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但是，在彩票发行被垄断的当下，想要拥有销售彩票的资格，在很多地方需要灰色手段才能实现，而且每个彩票销售站都有最低销售额的潜规则，实行“末位淘汰”制度。这意味着一些管理部门将彩票销售作为可以寻租的垄断特权，和一门追求销售额最大化的生意，这一方面迫使销售方不断刺激和诱惑彩民购买，将其赌博性开发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返奖率极低的现状。

　　正如专家所言，彩票的安全与公平公正，制度构架是最根本的保证。要保证彩票交易的核心环节不被彩票发行机构自行垄断，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有一个与发行机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开发服务商存在。然而，在几无外部监督制约的机制存在，彩票发行机构从不或者很少披露其资金流向和用途，导致公益彩票完全失去社会的公益影响价值，完全将彩票业视为发财暴富的赌博。

　　值得留意的是，被部门垄断的中国彩票业，是采取国家坐庄的模式，以一个国家的公信力作为担保的。彩票业发生危机，实质是国家信誉的危机，彩民对彩票大奖的质疑，实则是社会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而另外一个需要留意的则是中国问题彩民的群体。此前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他们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18岁到45岁之间，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尤以打工者为主要群体。也就是说，庞大的问题彩民也正是能够引发社会危机的底层民众，而这部分群体也是当前最需要公平公正的人群。庞大的“问题彩民”投放到被垄断和无监督的彩票业上，而发行部门更是以“制度合理”的名义，为了政绩或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与管理责任，不顾一切地追求部门利益。

　　基于公益的彩票业更需要透明与社会责任。但被部门垄断的彩票业，本身的公益被私利所异化，而承担其成本的则是底层民众与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