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

　　新浪财经讯 为剖析2012年经济和政策前景及相关投资策略，国金证券于2011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在上海举办“国金证券2012年度投资策略会”。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总合生育率是1.4，是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结构上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这导致劳动力供给呈现不足，与产业需求形成矛盾。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政策能否正确应对，将决定未来经济的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下午好。接下来我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些我们的研究结果。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会有影响。从而对投资和宏观经济周期性也有影响。我是站在我的角度，从比较长期的角度来谈，可能会对大家自己的工作有一些帮助。

　　我想把未富先老的特征和中等收入陷阱结合起来。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第一次世界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他四年给东亚做一个地区报告。07年的报告叫做东亚复兴，但是在这个报告当中，他预见到东亚可能会复兴，会回到历史上辉煌的地位，但是他也提醒，东亚有中等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多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个时候最容易有经济增长的麻烦。一个通常的表现就是像拉美国家一样，像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近，去年世界银行行长来中国，见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最后决定和中国政府合作做一个改革发展的思路性大报告，其中也是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主题的。因此他成为我们现实的一个考虑。说中国有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可能性。如果讲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最近，国际上有两个研究。研究的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什么时候速度会减下来。这两个研究结论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均GDP到某一个水平上，你的速度会减缓。左边这个部分我称之为低减速点。王庆的研究是说在人均GDP7000美元的时候，这个是按照购买力评价测算的，至少我们现在的水平要乘二，或者是更多，他认为在7000美元的时候，GDP增长速度要减速，通常至少要减速2.8个百分点。右边是高减速点，是人均GDP在1.7万美金时减速。这两个差距比较大，但是都是用购买力评价计算。这样的结果是说，我们按照这两个口径测算，大概我们应该是在人均GDP9000，甚至是一万以上。我们正好在减速区间内。所以从经验上来说，我们潜在的是有可能减速的。

　　那么减速是怎么减的呢？我们先来看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9.9%，他是靠什么推动的？我们看到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的投入，它的贡献达到了71%。第二块是劳动，简单劳动力的投入贡献了8%。第三块是人力资本的贡献，也就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贡献了4%。剩下的，我们知道在做增长模型当中叫残差。我们又把其中提炼出一块叫人口抚养比，就是我们把依赖型人口放在分子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上，如果说这个抚养比例值在下降，说明我们的人口结构越来越有生产性，劳动力多，负担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充足率高，这叫人口功率。他贡献的是7%，剩下的还有10%的贡献叫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一个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一个是微观上向管理、体制进步等方面的贡献。这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发展因素。

　　未来，我们看一看世界银行的估算结果。他们是估算中国不同时期的潜在增长率。第一个图是1978-1994年，那个时候是9.9，第二张是1995-2009年，是过去一段时间，他们估计是9.6，这也差不多，他们算的是2010-2015年，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十二五时期，他说中国减速要减到8.4，再往后，2016-2020年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十三五期间，他说中国经济要减速到7%。大家看减速是由什么构成的？从早期的时候，浅蓝色上面的部分是就业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充足，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到1/3，第二个时期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只占到1/9了。到十二五时期，这部分微不足道，到十三五时期他变成负的了。和我们看到的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口红利消失是基本一致的。

　　这样我们就会看一看，中国的人口怎么变的。它的未富先老特征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我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通常我们把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叫总合生育率，总合生育率表示我们一个国家高低的一个主要的指标。通常，我们把2.1叫做替代水平。我们想说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下，我们一夫一妻制，所以一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等于一对夫妻的孩子数，要达到2个，才可以不增不减，孩子是有一点磨损的，所以2.1是替代水平。高于这个水平叫高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叫低生育率。我们看这个趋势是怎么变的，第一个是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下降到今天，到了最近这几年，中国的综合生育率是1.4，是非常低的。第二个信息是说，我们下降最快的时期是在70-86年，我们知道80年我们才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说生育率的下降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因素下降，不仅仅是政策因素。因此从这个上来说，未来我们调整政策人们也不见得要生。第三个信息，我们看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工的原因。这是人口转变，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现在我们总合生育率是1.4，这是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是2.6，发展中国家是2.5，发达国家是1.6。这里面我们没有加上最不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应该更高。也就是说中国和谁比都是低生育水平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龄少子化国家，但是去年日本的生育率是1.39，四舍五入之后和我们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是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了，而且持续了多年。

　　这种低生育率是我们预测人口最主要的指标。因此这种低生育率我们可以看到2030年前后我们达到人口峰值14.37亿，在这个水平上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因此我们见不到15亿，更见不到16亿。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期间一段是2002-2022年之间，我加了一段，这条粉色的线是劳动人口每年新增量，大家可以看到是每年减少。到2015年前后是0增长，而2015年之后就是负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到2015年就到头了。在这之后就是在绝对意义上的减少，和我们想象的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不一致的。我们的人口预测就是这样的结果。

　　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构成了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好事，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在享受人口红利。但是我这里提供了三个结果，有官方的，有学者的也有联合国的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015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随后就迅速提高。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还享受人口红利，但是一两年之后人力红利停止，再之后就是人口负债。也就是说人口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

　　有一些同志关注这个事，有人讲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他跟我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认为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过程就是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到了底之后他一上升就没了。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人口抚养比在于他低不低，你假设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人口抚养比已经降在那里的，他回升的时候，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也是人口红利的时期。我认为这是想当然的，我是这样回答的，用人口学回答不了人口红利。因为没有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过程，你的资本投入之后就会遇到递减现象，你没有所谓的源泉。所以我定义为2013年，有人说是2030年。

　　中国的特点不在于老龄化，而在于未富先老。这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比较，蓝色的是中国，右边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按照年龄来看，他还是人口金字塔，而我们越来越像橄榄型，也就是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比其他法真要老的多。具体的数据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平均65岁以上人口比重，去年是5.3%。而中国我们正好做完了六普，是8.9%，比人家要老的多。这是我们未富先老的特征。

　　未富先老的特征，我自己认为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非常深的逻辑和联系。历史上也有历史联系。我们首先看逻辑联系。这张图，大家先不看图片，先看那条曲线，那条曲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一个很复杂的计量模型。他观察上世纪1970年之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假设有一个横坐标，横坐标是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纵坐标是增长率。就可以看到各类国家都是怎么增长的。结果他发现这条微笑曲线，或者是U型曲线，他认为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获益很好，经济增长表现很好。富裕国家也是这样。而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底端。我们用这两个画面来解释，我们先看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资本充足，资本市场发达，技术、创新都在最前沿上。因此，他的增长就是世界技术在进步，技术向前长一分，它的经济就向前进一尺。所以当乔布斯站在台上说，这是ipad，第二天全世界的苹果店都排队。因为他在技术创新前沿上，他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在全球化当中获益。另外一张图是中国人把美国的苹果实现了，我们是低收入国家，因此我们的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我们把任何劳动密集型产品都生产到极致，让它成本最低。因此我们可以打败全世界所有的竞争者。因此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获益者。处于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中间的中等收入国家，是哪一个比较优势都不那么明显，因此相对来说，他们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逻辑的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说，我们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我们劳动力不足，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未富是说，我们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我们的技术和资本的丰裕度不够，我们不能在新的领域立刻获得比较优势。因此旧的比较优势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来，我们是典型处于比较优势真空状态。当然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快发生的，但是逻辑上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先老造成的成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不足了，但是还有劳动力需求。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不足产生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过去我们称之为印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最好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我们有无限的劳动供给，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你可以用固定不变的工资把他们吸引来。但是人口结构变了，而经济增长还对劳动力有需求，供求关系变了，工资必然上涨。这里我用几个工资都证明了2003年之后，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工资都是以每年两位数的实际上涨在提高。这里我用了制造业、建筑业，把农民工工资单独挑出来，农业当中也有雇佣工人，是按天结算工资的，还有规模化的养殖，我们发现所有的工资都在2003年之后迅速上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我个人倾向于把2003或者是2004年称之为刘易斯理论转折点。在那之前，你用不变的工资可以源源不断的吸引他们来。而在那之后，仍然有生育劳动力，但是你必须要涨工资他才愿意来。按照刘易斯的原意，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因此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二元结构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特征的阶段。

　　工资上涨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我也看到了投行的调查结果，除了最右边垄断性的行业，在竞争性的行业当中，劳动力成本每提高20%，对各个行业利润的负面影响是20%-65%。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依赖劳动投入取得的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提高，首先就会压迫我的利润。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在那里都可以看到，从珠三角，从温州甚至是长三角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就意味着说，工资上涨侵蚀我们的利润，改变着中国的比较优势，改变着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一些反应，其中很自然的一条，我们出口已经逐渐的转向了较少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图，左边是2000年，右边是2008年的情况。横坐标是出口占这个行业的销售额的比重，纵坐标是劳动密集程度。2000年的时候，两者密切相关，我出口靠劳动密集型取胜。但是到2008年更多是两者之间关系不那么密切了。而且出口多的企业，反而是不那么劳动密集型的产。我们不希望这样的趋势这么快的持续下去，但是他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想补充一下，和刚刚比较优势变化相关的。我们有的经济学家也预测到，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因为人口的因素，已经在迅速的减少，而且预计大概在2016年减到0，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经济学家马俊说的。你把这个设想和过去历史数据一画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和西方领导人不断的发生争议的地方，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币的币值，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说了半天，其实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只是2014年达到最高点，2016年就没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  发生了变化，老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新的比较优势我们不乐观。这几张图，分别是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我们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张图是每万人的研发人员，我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左下角是每百万人中拥有的专利数，我们更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国家水平。同样我们的劳动者素质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条线，横坐标是劳动年龄人口从16-65岁，纵坐标是受教育程度，粉色是美国，绿色是日本，棕色的是中国。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大的低于他们，而且我们的劳动者年龄岁数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中国从24-64岁，受教育程度降了至少40%-50%。这里面也引申出一个政策反应，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劳动力短缺了，应该延缓退休了。但是大家看看，一个老板想雇24岁的人找不到，他退而求其次说我找一个64岁的人，只要这个人不要求体力，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中国说我想找一个24的工人雇不到了，64岁的人来了，他受教育程度降了一半，你能要吗？因此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把退休年龄再往后延，这意味着年龄偏大的工人，处于劳动力市场非常脆弱的地位。他今天的盼头本来就是退休就好。结果你把这个盼头又延缓几年，他很可能是处于失业的状态，未来这是一条路径，但是今天不可行。

　　同时中国和世界技术创新前沿距离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很好的衡量办法。我找了一个相对杰出指数。他说一个国家论文发表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现在很多人说中国都超过美国了。你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了。但是你生产出来的论文是真正的创新呢？还是垃圾？那就反映在你论文是不是被人家引用。你只有引用这个前提存在才有可能被别人吸纳，吸收为新技术。因此你的论文引用总数在世界上的比重，和论文总量的避暑一比就是相对杰出系数，最好的是那些论文引用水平和发表水平是一样的。最好的国家是瑞士，我们把瑞士作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我们离他多远，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太远了。因此，我们距离很远，尽管我们有很大的发表论文数量。在中国前面还有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泰国、智利，因此我们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距离，其实还很遥远。但是失去过去的比较优势的时间已经到来。因此我们真的是潜在的具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日本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日本在它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也同时是它的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期，55年-75年，他实现了9.2%的GDP增长率。接下来他就减速，减速减的有点太过了，减到了3.8%。这个时候是他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但是他没有上升，在低点维持在30年左右。90年之后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彻底消失，他停滞了90年到去年，日本的年平均GDP增长率是0.85%，不到一个百分点。而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日本增长率连正值都没有，很可能是负的，或者是0。这就是日本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他经济增长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日本走了恩一条中等收入国家的路，但是他不是中等收入国家，他在9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人均GDP20000多美元了，他们的服务质量提高了，他不怕。但是我们走他的老路，我们充其量叫中等收入的日本，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

　　因此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种手段。第一个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我们设想我们遇到郭台铭说，你富士康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他自然会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问他解决的思路是什么呢？他第一是说提高资本劳动比，什么意思？在他那里就是造100万个机器人，用机器或者是资本替代劳动。但是这条路不能永远走下去，因为你不断的在劳动力水平不断的情况下，你不断的投入资本，用机器替代，最后会报酬递减。因此他说我还有一条路，我到中西部地区投资，我把深圳的生产线缩减，到成都、重庆、郑州建工厂。这个我们称之为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他到了中西部地区，他可以把当地的生育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不再适合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进来。还有是叫技术效率。他会说提高管理水平，增加人性化，让年轻工人觉得幸福一些。应用一些新技术，提高技术效率。因此解决未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核心是全要素生产力。提高资本劳动比是一种方法，但是不能持续下去。

　　从过去这些年当中，劳动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的增长率不断的提高，而且保持比较高的水平，这就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更多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这就是新古典领域全部的烙印。我们从93年开始资本回报率就是下降的。清华大学做的结构是和我一样一致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增长，决定了命运，决定了能非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结论是说，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索洛所创造的，它的理论核心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任何国家的增长不会有提升。第二个，苏联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的经济增长崩溃了，而经济增长他长期用高投入的办法，但是他的全要素增长率是负的。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政府保护了落后的企业，使得僵尸企业横行天下，结果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很差，经济增长接近于0。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

　　中国有什么途径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呢？第一个是开发出国内版本的雁阵模型。我们知道雁阵模型从日本开始，在东亚地区之间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移。最后形成了像大雁一样，日本逐渐转向重化工业，高科技，接下来亚洲四小龙，然后又让位给东盟国家，然后让位给中国的沿海地区。而在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形成中国特色的雁阵模型。

　　最近我观察了一下，说为什么中国的产业不会转到别的国家，而会留在中国国内。最早一些记者发现，转移到越南和印度地区的企业，工资跟着中国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说，我们造成了全球的通货紧缩。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劳动力太多，太便宜。任何产品只要由我们生产什么产品都别想涨价。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工人可以决定世界的工资水平。同样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之后，其实也是可以有一定影响的。我们知道高盛集团的奥尼尔创造一个著名的概念就是金砖四国，后来又加上一个南非，形成了五国。而高盛创造这个词是为投资服务的，他是一个投资概念。后来他们又创造出一些新的概念，其中一个叫新钻十一国，这些国家有一定规模，有比较好的前景，人口结构好。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他们可以接上去。因此他们是潜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国。我们把中国和印度加进去，其中我去掉了一个韩国，把所有这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加起来，结果发现中国在其中占到了40%。即使有印度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印度的话，会占到90%，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总量太大，因此谁想从中国分一杯羹都会很快导致它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短期内中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在国内东中西三个地区发生。   

　　再一个是说大家可能会猜想，未来工资还会上涨这么快吗？我相信会的。但是未来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上涨是怎么样的呢？我可以判断沿海地区上涨的更快，而中西部地区将来会稳定下来。目前为止，中西部地区的工资上涨也很快。而且东中西三地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这是我们国家分地区的劳动争议发生率，这表明越发达地区，劳动争议发生率越多，它的比例也越高。实际上72%的劳动争议都发生东部省份。最大的就是广东。但是他表明什么呢？他不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情况变坏了。而是说在这些地区人们有更高的诉求，也就是说，劳动争议主要就是争工资，争待遇，因此沿海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高，就意味这沿海地区的工人对这个现行的工资是不接受的，不满意的。在中西部地区，劳动争议案件少，相对而言，是说这个工资水平，我是愿意在这里打工的。因此，长期来看，特别是我们加进去劳动力价格形成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等。未来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会更快。中西部地区的工资上涨会趋于平缓。因此，工资差距还存在，但是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比较优势，所以产业会相对转移。这是事实上，我倾向于2004年是刘易斯转折点。从2004年开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值比重，沿海地区达到了最顶点。中部地区扩大了自己的份额。说明产业转移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已经发生了。

　　刚刚是说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就是技术效率。但是技术效率政府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有企业才能做。怎么做呢？你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叫做创造性毁灭。也就是说有竞争力的生存、壮大、发展，没有竞争力的死去。日本当年在90年之后，一个是泡沫经济破灭，还有一个是很多中小企业面临比较优势变化生存困难，这个时候日本政府过于在意了，把他们全保了。结果所有的效率指标都是以90年为转折点，日本经济走向没有效率，企业被称之为该死而不死，就叫做僵尸企业。我曾经和日本人说，我们一定要学你们的教训，否则的话，中国政府想保护企业，我们政府恩和企业的感情比你们深，我们的保护能力要比你们强，我们一定要劝说中国政府不要走这条路。

　　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个人认为就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始的一段话，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确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这两个现象本身没有性质，取决于你顺应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你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政策对了你可能迅速的走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可以将来和西方国家，和日本站在一起去解决未来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的政策错了，你犯了拉美国家犯过的错误，犯了马来西亚亚洲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犯过的错误，犯了日本的错误的话，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之所以这么说是要提醒我们未雨绸缪，选择正确的应对之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