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评论：财富鸿沟断绝美国道路

　　　导读：《纽约时报》撰稿人波特(EDUARDO PORTER)指出，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均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近年以来更愈演愈烈，由于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这一趋势的害处正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

　　以下即波特的评论文章全文：

　　美国人从来都没有太担心过收入差距的问题。事实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超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可是，民意调查却显示，和那些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对此反而不怎么在意。

　　同样，政策的制定者们也不怎么在意。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合理的财富再分配，美国在这方面所做的，比起其他国家来也有所不如。尽管收入差距过去三十年间日益扩大，但是政府却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

　　不过，现在美国人对日益扩大的收入鸿沟的忍耐力恐怕正在被削弱。自从占领华尔街和类似的运动兴起，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富人和工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了民主党人弹药库中的重磅炸弹。去年12月，在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发表演说时，还强调“机会的层级正变得愈来愈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大幅收缩”。

　　确实有迹象显示，这样的政治策略是有其道理的。在选民那里，不平均并不是最受他们关注的问题：去年11月的一次盖洛普民调发现，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对政府而言，缩小这种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是极为重要的，而认为经济增长才最重要的人相当于这部分人的两倍左右。

　　不过，如果将问题稍稍改变一下，则所见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29%的人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增加机会的平等性是极为重要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是，41%的人表示，在美国并没有多少机会，而1998年时，这一比例还只有17%。

　　美国人“劫富济贫”的愿望没有那么强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经济繁荣，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好处。1952年，87%的美国人认为，这里有足够的机会让所有人发展，而不同意的只有8%。可是，伴随收入失衡的日益发展，许多人已经改变了看法。

　　从1993年到2010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收入增长了58%，而余下的人则减少了6.4%。鉴于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正在迫使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投入与机器和廉价外国劳动力的竞争，大大影响着他们的收入，而同时，顶级经理人和金融家的回报却在日益增加，这样的趋势显然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任何的翻转。

　　在大衰退期间，财富缺口一度缩小，因为股票价格的重跌使得富有者的投资组合大幅度缩水了。不过，到了2010年，即复苏的第一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还是攫取了收入增加幅度的93%。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为自己博一个未来，或许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

　　在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收入的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正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必要条件。如果企业家适当投资，而劳工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向富人课以重税，将财富转交给穷人，反而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让所有人都不能得到应得的好处。

　　这个国家过去三十年相对迅速的经济增长似乎也在支撑着这样的观点。和那些在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平均的发达国家，如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的增长速度要更加迅速，因此大家都相信，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行动最小化，同时让市场的功能发挥最大化，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那些再分配的怀疑者还指出，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而非一个简单的节点去观察，就会发现，这种不平等并不是看上去那么让人绝望。有研究发现，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其中大约半数在十年之内都将上升到上一个五分之一的层级。

　　尽管经济增长的大多数好处都被富人享有，但是再分配的批评家们指出，过去三十年间，哪怕最贫穷的美国家庭其实也得到了好处。比如1990年代被认为是鸿沟飞速扩大的十年，但是在这十年当中，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其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财富不均并非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最重要社会问题。“现在必须了解的是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现状，以及他们面前的机会如何。”布鲁克林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温什普(Scott Winship)指出，“只要没有足够强大的证据显示财富不均已经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我就仍然倾向于接受这样的现实。”

　　或许，美国人新发生的对于缺乏机会的担忧，其实只是我们近期经济困境的产物，是眼下高失业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结果，与财富不均并没有很大的关系。或许，当就业机会重新变得充分，这些忧虑就会烟消云散。

　　或许。可是，我们确实看到了愈来愈多的证据出现，显示财富不均本身正在成为美国人获得更好生活的障碍。

　　奥巴马总统的重量级经济顾问克鲁格(Alan Krueger)对于收入不均的看法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在1990年代，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将其称作是“差量”，这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描绘，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消极联想的形容。

　　到了2003年，克鲁格在文章中写道：“社会必须在不均所带来的财富激励效应和有害的财富损伤效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今年1月，他的观点显然是又进了一步：“收入差量和许多其他指标的增长都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我想，财富不均才是描绘这一现实的最适当的表达。”

　　当然，这方面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的进展，只是显然还不够。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其中包括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五分之四——其收入较之他们父母三十年前都有所增长。不过，增长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在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当中，十个儿童里有四个成人时还是属于这一层级，只有6%能够上升到最高层级。

　　要度量各收入层级之间的长期流动情况并不容易。不过，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流动性正变得愈来愈差：1980年代早期以来，可以跃出最贫穷五分之一的家庭数量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相应地，最富有者跌出自己层级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从这一角度看来，美国较之其他的发达国家，似乎就大有落后的嫌疑了。对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显示，财富不均的程度愈严重，人们一代一代进步的可能性就愈低。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可谓是极端的落后，他们的财富不均是工业化国家当中最严重的，而不同层级的流动性又是最差的。

　　这一点不可忽视。巨大的收入鸿沟最终可能会造成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让那些下层的人想要出头变得非常困难。看上去，美国正要发生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少数的精英正在利用财富、权力和经验的巨大差距剥削社会的其他成员。

　　比如说，大学成本的迅速增长就让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获得进步的空间被迅速压缩，造成了教育程度的不均。

　　此外，地域上的隔离也由此而产生，富人和穷人的住宅离得远远的。人们在婚姻当中也愈来愈重视收入和教育程度的门当户对，而如果有人想和教育程度更低的人结合，失败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

　　收入上的巨大鸿沟又造就了政治上的鸿沟，后者反过来又将在长时间内保护这种财富不均的现象。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和美国这样富人在政治上更有发言权的国家往往公共教育开支较低，而在瑞典和丹麦这样不同阶层参与程度大体相当的国家，则公共教育开支较高。如果那些富人可以利用政治体系来迟滞甚至是阻挡其他人上升的脚步，美国就将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外衣之下的富豪寡头世袭统治的国家。

　　这样的趋势并不是只有平等主义者才会感到忧虑。一旦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就会造成怨恨情绪和社会动荡，侵蚀民主机构存在的正统性。政治分化和对立会产生，使得我们的政治体系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两级，让我们的政府在处理失衡的局面，应对酝酿中的危机时变得更加乏力。到那时，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民主都将受到巨大的破坏。(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