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处于减速区间

　　由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举办“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2012年3月25日在上海召开。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所所长蔡昉演讲。

　　蔡昉：大家下午好，刚才陈锡文主任提到一个观点，今后我们城市化的速度有可能要降下来一些。过去我也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是刚才他讲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住人口口径的城市率超过了51%，但是非农业户口的比重大概只有36、37%的样子，中间至少有14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公共服务均等享受的差距。

　　我们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条，人口聚集在这里，要为他提供生活服务、生产服务，但是政府首先是公共服务。

　　因此如果要达到城市的功能，利用了城市化的功能，但是不要过快的讲速度，我们想一想，即使这些人已经住在这里了，那么从36%到51%之间的十几个百分点，也足够你一年继续保持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但是可能不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人纳入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所以我想结合主办单位李铁主任给我出的题目，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可持续性谈两个观点。

　　第一个，经济增长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对城市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韩俊主任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过去我们都讲刘易斯转折点，他说转折区间，我想转折区间就是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之间，我们现在在这里正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点是什么。

　　第一个也可以叫刘易斯转折点，很简单，就是普通劳动力出现了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持续的上涨。这个图(现场PPT)显示的就是农民工数量，尽管还是大规模的在增长，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1.59亿。

　　同时增长速度会下降，并不是因为他的就业条件、转移的制度约束更多了，其实不是。反而是转移条件越来越好，政府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他的人口总数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说从2009、2010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年龄人口)已经绝对的下降了。

　　这是一个导致必然这种转移速度，要有所下降。那么经济增长还在继续。对劳动力需求还再继续扩大，因此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工资必然上涨，而且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因此这两条，另一条线就是工资上涨。两条结合在一起，就给我们判断，大概在2004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按照韩俊主任的说法，从那以后可以叫做转折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点，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讲人口红利的核心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规模大、增长快。

　　相应的就是被抚养的人口比重相对小一些、慢一些，因此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我们都有足够多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从而保障我们的投资。

　　当它下降到最低点，然后不下降了，转而继续往上涨的时候，我们叫人口红利就消失了，因此按照预测，这个图是官方的，国际组织的和学者的预测都搁在这里，大概也是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也就是说今天或者最保守的说明年，2013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相应的也可以把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叫做刘易斯转折区间。

　　这个区间多长？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反映的时间、观念转变的时间，比较日本、韩国来看，看看三个国家在这两个转折点之间要经历多长时间。按照学者的研究日本是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从那以后工资上涨比较快，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到了1990年，30年以后到达了人口红利消失的那个点，也就是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从那个时候人口抚养比就开始上升。因此两个转折区间经历了三十年。韩国是1972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点跟中国完全一样，也就是说2个转折点之间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

　　如果中国的转折点是2004年的话，明年到达了另外一个转折点，中间只有9年的时间，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调整。因此我们遇到的问题，大家都给它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应的也是一个先来的挑战。一个以前任何国家的经验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特殊的挑战。因此，他提出了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新的经济增长来代替过去的增长源泉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人们就判断说中国是有可能要减速的，我见到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一个研究是说国际上一般一个国家高速增长，平均到了GDP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在17000美元的时候，通常要减速。还有一个减速点要低的多，大概在7000美元也是购买力评价，这个时候通常要减速。

　　就取这两者之间，再来一个区间，叫做减速区间。在人均7000美元和人均17000美元之间，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最大。中国按相同的口径算，目前大概在9000美元左右，这是购买力评价的计算，因此我们恰好落在减速的区间。我看过很多研究报告，有的说中国落在了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其实几乎已经转折完了。接下来就更大的可能性落在减速的区间。

　　减速按照我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减到7.5%，这个是我们希望减的速度，跟“十二五”规划协调，跟节能减排的要求，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里讲的减速，可能是减到一个我们不希望的水平上去。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些条件来解决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知道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传统的依靠大规模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要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就必然要发生。但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并不以为着说，我们从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密集型，而主要的核心是转向创新驱动型、技术含量更高，人力资本含量更高。

　　同时技术创新、制度的创新也要求在人口聚集的城市中得到更快的、更优先的解决。同时还要进一步延长我们的人口红利，同时推动城市化释放尚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能。这些都提出了未来的城市化不是以人口为中心的，也许长期看是如此，短期内也可以适度的放慢，但是真正的含义是让今后一段时间的城市化，体现城市本身的原来的功能。

　　因此我想非常简单的说一下，要重新认识城市，也许不是重新认识，是本来城市的功能，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它忘了。那么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呢？我想了想应该看一些文献，应该是产业聚集，然后导致人口的聚集，城市本身要为聚集的人口提供生活服务，这是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城市本来的功能。

　　也就是说城市产生于产业，但是它产业是原来的理由，并不是说城市本身是要去创造产业的。因此城市的本意不是创造产业，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城市。因此我们应该把原始功能和派生的功能，以及原因和结果，区分开来。

　　我们的问题是，第三产业没有达到目标，供给是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过去说人口没有聚集到这个程度，没有产生城市化，就没有产生足够多的服务业需求，但是现在看51%的城市化率，已经聚集在这里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待遇，因此只是城市的生产者，但不是城市的消费者，同样他的需求也没有产生出来。

　　从生产型服务业的角度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所长期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价值链比较低端的制造业，这些东西既不需要产前的设计创新技术，因此是别人给他的订单，也不需要产后的营销，各种过程。因此说产业结构升级，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巨大的需求之一。

　　同时我们目前城乡差距还在高位，收入差距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这些也都导致了人们还要大规模的流动，除了理性的选择收入更高的这种经济流动之外，人们其实还有寻租的流动，也就是说仅仅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福利待遇流动和迁移。

　　归根到底我觉得还在于说城市，现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做自己重要的政府责任。但是政府管理是稀缺性的资源，还想相当大程度上发展管理、发展经济的程度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只能是事倍功半。

　　因此说，城市的职能要回归，政府职能要转变，我想非常简单的说，第一城市应该是以吸引、容纳、服务人口为中心，也许长期看吸纳人口是重要的，中国不可能在50%、60%，甚至70%以上，城市化就停顿下来，终究要达到世界一般的标准。

　　但是在一定的时间下，也许容纳他们、融入他们、服务他们，可能是我们更需要补进的一个恩城市化的过程。相应的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

　　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传统的体制是说，城市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呢，其实不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其实城市变成了一个级别、变成了一个行政等级、行政区域，因此很自然就把他的职能扩展到了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

　　但是如果说真正回归到城市就是城市，北京也是一个城市，地级市也是一个城市，县级市也是一个城市，我们都叫城市，那么它们中间共性的东西就不一定是发展产业了，而可能首先还是提供城市的各种服务。

　　目前农民工和城市有户口职工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在这些社会保障的项目上都能够体现。这也是我们目前可能首先要做到的补课的工作。我们在50年代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了农轻重的发展序列，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呢？他是说取决于你真想重工业还是假想重工业，如果真想重工业要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发展优先顺序。

　　现在的道理也是一样，真正想发展城市，推进城市化，保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应该相对的放弃以产业为中心的城市化经营，而变成提供城市本身的基本功能。我就讲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