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私立学校观察：财富的日益层级化

　　导读：《纽约时报》近日刊载文章称，纽约市的私立学校正在挖掘学生父母的网络数据，来搜寻有关其住房、豪华车、私人飞机、所持股票以及向其他慈善机构的捐款等详细信息，此举旨在为学校筹集资金。文章指出，如果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把注意力放在1%特别富有的阶层身上，那么私立学校就是依靠其自己的5%来尝试获得更多的资金。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在将3岁大的儿子送入一所颇有名望的、每年学费为2.1万美元的上东区(纽约市的富人聚居地)幼儿园后不久，《Elle》杂志编辑蕾切尔-康贝(Rachael Combe)收到了一份来自于幼儿园园长的邀请函，邀请她到园作客。当时她猜测，这次会面是为了讨论她儿子如何适应幼儿园课程的问题。

　　但在见面以后，园长向她解释道，他是要为一项新的资本计划奠定基础，还说他已经从各种家境不同的家庭那里收到了捐赠——其中一些最高达到了100万美元。然后他问道，康贝及其丈夫是否会考虑捐赠“2.5万美元到5万美元”？

　　无论是年度资助、春季福利金，还是最新的这项资本计划，这种永无休止的资金筹集活动与小班授课和多样化课程一样，都是私立学校的典型特征。但是，在学校触及所能收取之学费的最高极限的同时，顾问、学生父母和学校校长们却都表示，捐赠的竞赛已经变得更加激烈和咄咄逼人。

　　私立学校正在挖掘学生父母的网络数据，来搜寻有关其住房、豪华车、私人飞机、所持股票以及向其他慈善机构的捐款等详细信息。这种所谓的“发展办公室”一度曾是兼职管理者和学校志愿者的领域，而现在则已经得到了提升，其运作者的头衔也同样水涨船高，现在他们被称作“首席促进官”(chief advancement officer)、慈善理事和战略计划负责人。有调查显示，学校校长们把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寻找资金。

　　最大的一个变化则是可用数据的复杂化，以及学校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在一项计划启动以前，顾问们会对一家学校中40到50名最有可能的捐赠者进行访谈，来判定其对这项计划感兴趣的程度，以及他们有可能会拿出多少资金(也就是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此外，顾问们还会尝试对一间学校的慈善能力进行测量(也就是所谓的“能力分析”)。

　　“这不光是我们知道如何筹资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能更加精确地指出学校能合理地预期将可筹集到多少资金。”顾问公司Marts & Lundy的客户关系总监兼高级顾问丹尼尔-伯耶尔(Daniel Boyer)说道，这家公司与私立学校之间有着规模较大的业务联系。

　　然后，校长们将基于这些研究来与捐赠者进行个人的接触。举例来说，如果一名父母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中任职的话，那么就要“让那个人(指捐赠者)告诉你们他对艺术的兴趣，他希望支持什么，以及他是否愿意支持一名对艺术有兴趣的高中生”，伯耶尔说道。

　　这些措施正在取得成功。据国家独立学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提供的数据显示，纽约市过去10年时间里每所学校所筹集到的年度捐赠款从46.2341万美元增长至170万美元，增幅为268%。与此相比，全美平均值为89.5614万美元，比10年以前的54.8651万美元增长63%。在统计这项数据的过程中，纽约市的样本数量为20所学校，全美范围则为246所学校。

　　学校校长们表示，筹集资金在其工作内容中所占比重正在日益上升。在一些学校中，每年光是学费就已超过了4万美元，而学费在教育一名学生教育所需成本中所占比例通常仅为80%。因此，学校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覆盖财务援助、维护和扩大教育设施以及拓宽课程范围等领域的费用。

　　“这在纽约市中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业务。”上西区卡尔霍恩高中(Calhoun School)的校长史蒂夫-尼尔森(Steve Nelson)说道。“就像凳子少了一条腿就无法站稳一样，如果不能通过筹资活动来获得额外的收入，那么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

　　推动这种举措的是财富的日益层级化，甚至在私立学校人口中也是如此。筹资者和学校校长说道，最近几年以来，更多的收入来自于较少的学生父母，以前的所谓“80/20”规则——即20%的父母捐赠80%的钱——已经变成了“90/10”规则，甚至是“95/5”规则。

　　如果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把注意力放在1%特别富有的阶层身上，那么私立学校就是依靠其自己的5%来尝试获得更多的资金。

　　促进和支持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是一家由教育机构筹资和营销官员组成的协会，该协会副主席瑞伊-戈德史密斯(Rae Goldsmith)说道：“学校正在依靠数量相当少的捐赠者来获得资金，他们拥有捐赠大量资金的能力。”但她发出警告称，学校不应短视地忽略其他的90%，因为“他们可能会是更长期的主要捐赠者”。

　　学校校长和筹资者们表示，纽约市财富的集中度是一把“双刃剑”：这对社会不平等性来说是不好的，对试图吸收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的学校造成了压力；但与此同时，学校只需要把目光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家庭身上，这些家庭能拿出大量的资金而不会感到拮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是好的。其结果是，有关这些家庭的公共信息相当丰富，例如他们是哪个基金理事会的成员，他们的政治捐款以及财产报告等。

　　戈德史密斯称，在家庭信息搜集的问题上，促进和支持教育委员会鼓励实施严格的指导方针，那就是只收集和记录与筹资活动相关的公共信息。

　　除了隐私权问题以外，私立学校还要冒着冒犯学生父母的风险，许多接受筹资活动相关面谈的学生父母都会对他们被请求捐赠的资金数额感到惊愕。

　　举例来说，康贝就表示，虽然她的薪水还不错，而且她丈夫从事的是金融行业，但也拿不出那么大的一笔捐款。她拒绝透露那家私立幼儿园的名称，但她说道，两年前的那次会面让她顿悟了一些东西。

　　“那次会面让我彻底明白，我为何会对纽约市的私立学校感到不满。”她说道。

　　在会面过后的下一个星期，这对夫妇将他们的公寓挂在市场上出售，然后搬到了威斯彻斯特县的拉奇蒙特(Larchmont)。

　　而在另一面，那所私立幼儿园的校长很可能将其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对其他学生父母提出类似的请求。据促进和支持教育委员会在去年秋天对85所学校的校长进行的调查显示，47%称其将25%到49.9%的时间用来筹募资金，38%称其用50%到74.9%的时间来筹资，75%称其与其首席发展官进行沟通的频率“至少为每天一次”。

　　“他们的期望不是要成为了解所有父母和学生的存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筹集外部资金的问题上。”伯耶尔在谈及私立学校校长时说道。

　　许多父母——尤其是那些子女已经入学多年的父母——说道，他们已经能料到学校会一直提出这种诉求。“学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如果你的子女能加入这些学校，而且你能负担得起学费，那么你就会为那种赤字全部或部分买单。”一名父亲这样说道，他不愿透露姓名，原因是担心其子女会受到影响。

　　其他一些父母则说道，他们不需要学校来鞭策。一名子女在霍拉斯-曼学校(Horace Mann School)就读的父亲说道，他在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后写下了第一张支票。“我原本就想提前给学校送钱，那么既然子女已经入学，那么我没有理由不给钱。”(金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