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新浪长安讲坛第66讲，长安讲坛总第197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他演讲的题目是：提高居民消费率与转变增长方式。

　　以下为演讲实录：

　　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要让政府扮演一个角色，因为在马克思的书里，包括在亚当斯密书里面，政府不是一个经济主体，所以它是一个市场经济自然的一种状态。那么后来的这个经济学家总结就提出来，政府要作为一个主体在经济中间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有很多的作用，其中有一条我认为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以避免出现破坏性调整产能过剩，社会不足的状态。

　　所以咱们就讲罗斯福新政的时候，罗斯福新政什么？搞社会保险，搞社会保险什么概念？搞社会保险就是政府出面，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也好，通过什么也好，筹集资源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不过这个收入形式不表现在工资上，它表现在它的保险上。什么失业保险，什么医疗保险，什么什么，现在这种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很多国家立法上有最低工资。现在发达国家都有，它为什么要定最低工资？说明在市场里面，如果政府不立这个法，可能从业人员拿的工资要低于这个工资。那么政府要立法，通过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说你只要雇人必须付这么多钱。你能不能赚钱，你能不能维持你想去，反正你付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钱。这个明显就是政府在调节市场本身的这种天然的一种趋势。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虽然这个收入差距扩大，引起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认为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属性，但是它的逻辑结论并不是说，那么我就不要市场经济了，我认为不是。逻辑结论是什么，逻辑结论是，政府应该扮演一个角色，政府的角色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使得这种趋势得到扭转。扭转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收入，居民收入，这么多的收入差距，然后形成多少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和供给基本保持平衡的话，那说明政府调节好了。如果你收入差距缩的太小了，那肯定是相反的一种结果，需求太剩了供给不足。实际上我们计划经济时期，大家看统计数字，那时候基尼系数零点二几，所以供给不足，没有生产动力，你干多干少都是那么多钱，当然没动力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的话，那么就是需求不足。所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认为逻辑的结果不是否定市场结论，而是让政府在市场经济里面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通过政府的政策的调整，来使得这个天然的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或者得到一定的扭转。那么程度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供需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你要具体说还有境内、境外、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国内还有各种地区性的差别，那说起来具体化就很多了。但是抽象的来讲，我认为从理论上说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如果政府不把这几件事情做好，刚才说的转型要想实现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型，主要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市场经济天然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政府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能不能有针对性的来扭转或者是改变它这个趋势，我觉得是我们实现转变的关键。

　　所以我跟温总理建议就是希望各个部委要搞一点政策储备，然后每年要做一次评估，如果评估以后，如果说离这个实现目标还有距离的话，那就要拿出一些政策储备，来调整我们的政策来实现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种逻辑推理的过程。要讲点具体的话我觉得大概可以列出这么几条。

　　第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按照现在情况来看，政府收入增长速度30%，所以还是要坚持结构性减税。如果政府收入30%这样的速度，如果不能够降下来的话，那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这个调节就非常难实现，应该采取措施。很多人担心说要减税，政府有没有钱。因为政府需要开支这是肯定的了，你财政得收入平衡。你减了税，企业和居民都享受到了，政府的开支怎么办？实际上我的看法，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之内，政府不用担心自己收入水平，政府的收入一定会保持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为什么呢？有一个因素一般的人他都不会注意到，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它本身既是外汇的储备，它也是财政收入的储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出口的税制，我们进口一美元征的税要大大的大于一美元出口所退的税。那么这样一个政策，这是我们政策定的，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咱们假设一下，假设一年之内，我进出口同样增长，比如说两千个亿，那么它的进出口是没有增加的，对GDP贡献是零，因为进出口没有增加，对GDP的贡献是零，但是进出口同样增加两千亿，财政是大大的增加收入，把两千亿出口退税退掉，把两千亿进口退税拿进来，最后政府是大大的增加收入。我说的还是零的进出口的增长。

　　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呢？是要扩大进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顺差少一点，进口增长速度快一点，出口增长速度慢一点，我们现在希望这样，而这段时间也就在这么做。那如果进出口减少了，对GDP是一个负的，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财政的收入是大大的增加了。因为你进口增长的量还超过出口的量，本来进口一美元征的税就比出口一美元退的税多，然后你总量又多，那财政收入就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未来五到十年，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在的，鼓励进口，不追求进出口的顺差，如果继续实行这样的一种方针的话，那么我们外汇储备里面的财政储备就会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外汇储备怎么来的？都是原来那几年出口退税换来的，出口就多嘛，我出口退税了，退税以后变成外汇储备就放在这里了。那么出口已经退了税，进口税还没有征。所以我们坚持到现在要扩大进口，包括缩小顺差，那对财政来说，这个GDP，它和投资和消费不一样，你消费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消费要下降财政收入下降，你投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你投资下降财政收入也下降，唯有进出口正好是相反的，进出口越大，财政收入增长越慢越少，甚至还是负的，进出口越小，甚至变成了颠倒过来了，进口多了，出口少了，那财政可是大大的获益，把原来储备的财政收入都释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作为政府税收的资源是足够的。这么多年我们用出口退税换带的外汇储备，它里面包含的财政储备，完全可以释放出来，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

　　所以我们说，减税有没有空间，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减税的空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取决于你政府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政府现在还追求增加外汇储备，我还要多出口少进口，那当然这种收入你就体现不出来。如果你政府说，我出口不一定追求那个了，我进口要增多一点，我甚至变成逆差，那你肯定收入大大增加的。所以我现在看，我们的资本向下，投资可能率先要变成逆差。因为去年统计，引进外资一千亿，对外投资六百亿，我估计再有个两年、三年，对外投资的外汇的数量就会超过这个引进外资的数量，资本向下可能很快的就实现逆差。然后贸易向下我想至少顺差会大大的减少。因为现在追求贸易顺差这样的意见还是非常强烈的，我认为有几年逆差也没什么，而且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让政府有资源来调节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指标，就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了。所以不用担心什么有没有空间讨论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政策妥当，减税的空间是很大的。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落实这个结构性减税这样的一个方针。

　　这是我讲的一个角度，这个是一个前提，只有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才能够使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当然我不是说，企业增长速度就一点都不能慢一点，或者怎么样，那都是可以由弹性的，唯一的一个规划已经明确了，居民收入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政府减税要做的好的话，我想这三个主体的收入的增长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格局，我想这个规划实现就能够比较现实了。

　　当然刚才说的一个总量的问题，对于结构的问题，刚才说了，最主要是要让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我觉得中国的一个特点跟国外有很多区别，就是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它有很多类型，你用一个政策它解决不了。比如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咱别说在城里打工的，农业生产的农民，你说从事农业品生产，他靠什么增加收入？他就靠农产品涨价。农产品不涨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没法增长，因为他产量的增长那是很有限的，水稻两千斤，三千斤，你还能每年涨一千斤不可能的，它产量的增长是很有限的，它收入增长速度还要快，那只有价格上涨。那当然这个价格是广义的，包括政府补贴包括什么的，只有一个价格上涨。如果价格不动。同志们知道，我们前几年曾经实行过什么政策？过去好多年是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过去我们的价格政策里头，好多年都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这句话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保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稳定，甚至都保持不了稳定，因为还有生产资料上涨等等因素，幸好这几年不提了，这几年不再提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了，反对了很多年，现在终于从国务院的文件不再提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这句话不说了，相反现在说增加农产品生产补贴，适当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现在开始讲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现在我们中国还坚持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的话，那十二五规划，什么消费上来，中国有多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这个群体的收入不增长，那你想把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类了。

　　还有一类所谓农民工，或者城里低工资的这些职工。现在还有一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些学者说的这种看法，坦率的说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难以苟同。他说什么呢？讲到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说原来是两千块钱，现在报的是多少钱怎么样，有人说不要提高，为什么？说因为有很多人的工资到不了这个水平，你提高扣除标准，对那些职工没用。我觉得用这个说提高标准以后，有一些本来就低于这个标准的职工，对他们的收入减税他们得不到这个好处，就以这个为理由反对这个扣除标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个发达国家也不是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每年都要提高额的，但是有的是因为家庭，不管怎么样，每年都要提高的，有通货膨胀什么因素都要提高，发达国家也有达不到这个交税水平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说，因为有一部分达不到交税的水平，所以你提高扣除标准就没有意义，就不要提高，我实在对这个逻辑不赞成。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人，他的收入怎么提高，你用减提高扣除额的办法，对他们是没有作用的，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不能因此就不要提高了，对交税的人也不要减少，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不成立的，你对这些不交税的人，怎么提高他的收入，你想这些问题，不能因为有一批人不交税，所以你其他人也不要提高扣除标准了，那么这么逻辑推理的话，你降低标准算了，降低标准还有很多人不交税的。你怎么可能说每个人都交税呢，那你每年降低标准，总有一部分人交税，说有一部分交税就不能提高扣除标准，这个逻辑我实在觉得我不理解。

　　我认为你对于这个不交税，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这些人，怎么提高他的收入，你想另外一个办法，对于已经交了税的人减少交税负担，这是应该做的事，不能因为说前面那些人不交税，所以你就反对给这些人减轻税收负担，我认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但是我看到有口感个学者，都是拿这个话来，为支撑他的反对提高扣除标准的这个理由，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这两种利益群体，一种是不交税工资更低一点，对他们怎么解决收入提高，你想另外一个政策，对于已经交了税这些工薪阶层里面，怎么样降低他们的税收的负担，这也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这两个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说，只能说二者选一，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实现这边减这边税，那边再想别的想法提高他的收入，还是有办法的。前几天我确实看到一些媒体反映这些学者讲这个道理，我认为这个逻辑我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还是那句话不同的低收入的群体要用不同的政策去提高他们的收入，有的可以用减税的办法来解决，有的减税是没有用的，那你用别的办法来解决。那否则的话中国的农民都不交个人所得税，那你所有职工扣除额就别扣，农民反正不交，这么多人都不交，为什么还要给你们这些人扣呢，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很重要的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有几大类低收入群体，这几大类收入群体用什么样的不同的政策来提高他们的收入，主题是这样来思考问题，而不是把低他们收入群体之间的这个差距来决定我们对谁采取什么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刚才想，农民就得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你就得有通货膨胀里面得有一定的份额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你这个通货膨胀里头，百分之几就要有一定的份额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带来的，你要不付出这个成本，整个农民群体收入就不能增长，农产品价格涨，肯定工资就得涨，生活费用就得提高，当然职工的很多事就得来解决。但是你想，不涨这个农产品价格，要保持很低的通货膨胀的CPI，然后你还想我能够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做不到，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所以我认为农产品价格，必须在我们CPI里面整个上涨幅度里面占一定的份额，要经过若干年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实现我们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所以对于已经不交税的这些职工，他现在不交个人所得税，他也有收入提高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政策可以采取。比如说最低工资的问题，当然可以采取最低工资标准，发达国家都有最低工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问题。

　　还有就是社保制度的问题，虽然直接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增加社保也相当于减轻你未来的支出的负担，这都是可以采取的，我们可以搞成一个配套的一揽子方案，但是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都要增长。

　　这里面我还想专门讲一个现在社会上都很少有人讲的一个利益群体，低收入群体，就是个体户。个体户收入增长，我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主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调整过一次政策。我们1994年搞增值税是，增值税、营业税，个体户每个月销售超过两千块就要交增值税或者营业税，销售收入两千块，什么概念？你说个体户的毛利能有多少，咱们说他毛利，不算他别的什么东西，50%这毛利算够高的了，他才收入一千块钱，而且个体户也没有人给他什么社保、什么医疗保险、什么住房分配，他什么待遇都没有，一切开支都要自己解决，然后他挣一千块钱就开始交税。所以当时搞了几年以后这个政策太不行了，咱们调整，后来国务院批准了，把这个数调到什么，都没有说统一调到多少，说把这个个体户交税的空间定为2000块到5000块由各省决定。后来很多省一次没有调到五千块，有的调三千块，有的调四千块，有一部分调到五千块。最后过几年，慢慢都调到五千块钱。后来我们一统计，调到五千块钱，从两千块到五千块我们少收多少税？少收了50个亿，有多少个体户，五千块钱以下的不再交税的？550万。一个个体户一年就是从两千块调到五千块每个月，一年他减的税还不到一千块钱也就几百块钱。一个个体户，当时我算平均是四个月，因为个体户有雇员，也就是这50个亿，解决了两千多万人的不交税，平均来说不交税，这个成本是很小的，受益的户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国家的税制是一个大的金字塔，但是很矮，底座很大，金字塔的高度并不高，所以在底层提高一点，受益人是非常多的。包括这次个人所得税，财政部的报告，说我们如果从两千提到多少，就会有多少万人，扣除额就超过了怎么怎么的了，所以这个反映我们这个收税的金字塔。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税收的集中度，我们的企业什么局面呢？不到10%的企业交了企业税收90%，你想想吧，也就是说90%的企业交了企业税收不到10%。那么好，如果说我们拿出一点税收来减一下的话，你说有多少企业受益？对财政收入影响也不大。我们大概国税局管的企业户数1700多万，地税局比这个数多，准确数字我还没有，因为他们地税局系统，有的省还没到总局来。咱们就按两千万来算，如果说1700多万的户，90%的户交10%的税，90%，1700万多少？1500万左右，也就是说1500万户才交了税收的10%，那咱们说减3%的税能有多少企业受益？

　　所以中国的税制，个体户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交税的总量不大，因此政府如果采取点措施，把他们的负担减轻一点，我觉得让个体户更好的去安居乐业，让他们能够自个维生，增加两个雇员等等，还有小企业维持小摊摊，维持着，这样有什么不好，所需的资源并不多。所以，我倒不是具体说搞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就是认为，政府来解决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问题，政府还是有很多可动用的资源的，我的结论就是这个。当然算帐这些都做很多技术性工作，现在我觉得需要的不是技术性工作，现在有人说提到两千，提到两千五怎么样，提到三千怎么样，提到三千五怎么样？他们很多记者老是追着我，许先生你认为这个扣除额提到多少合适？像这样的问题我从来不给记者回答，为什么？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你提到三千就对，提到两千五就是错，提到三千就是对，提到三千五就是措，我看没有，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你政府来判断，你准备让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免税的利益。你政府要愿意多一点人享受，就把标准提的高一点，少一点人享受标准就提的少一点，没有对错之分。难道主张五千块钱就是真理，都谈不上，所以我从来不跟记者说，提到多少是合适的，我从来不说，这就取决于政府的判断，而且他也，今天判断这个，明天可以改。如果你觉得提的多了，可以两年不提，提的少了，今年提了觉得提的少，明年再提一次，因为这一年的主动权都在政府手里，你想提年年可以提，想不提可以两年三年不提嘛。实际上我跟你说政府部门之间研究这个问题，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就是大家看，这个数提到这儿怎么样，提到那怎么样。我给你讲当时提到两千，从一千提到两千的时候，当时几种意见，有人说一千六提到多少，有人说两千四，涨了八百块钱，涨一半这样扣的就一半，也有人说太多了，哪能提那么多，二百块钱，从1600到1800就不少了，提1800什么概念呢？减十块钱税，因为二百块钱5%的税率。所以它这个，但是你说1800就错吗也不能说错，两千四就对吗也不能说对。就是看政府拿出多少钱让什么样的人受益多少，就是个判断，我觉得这里头，就刚才我说的，今年先不管怎么样，提一下，觉得明年提的少了，明年再提一下，如果明年觉得提的不少，明年不提了就完了，所以我觉得无所谓，所以他们好多人讨论这个问题，问我，我说我不关心这个事。

　　我相信实践证明提少了，政府就会再提一次，实践证明提的多了，政府就会有一年不提，或者两年不提压一两年，反正这个事就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不存在一个对错，但是我还是总体上我认为，政府还是应该有很多的资源来减轻我们居民税收的负担，这个原则我是坚持的，至于到每一个具体政策上怎么用，我都觉得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所以刚才我说的个体户的例子，我想现在个体户五千块，我这么想如果提到一万块也减不多少税，因为上次才50个亿，从两千提到五千才减了50个亿，现在7万多亿，50个亿还算钱吗？在政府手里50个亿，还算是很多钱吗？不算，但是受益的是几千万人，所以我想如果个体户每个月交税的门槛，如果提高一点，从五千块到八千块到一万块，我看都没有问题，减税不多，受益人众多，对社会的稳定，对于安居乐业都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想我的总的看法什么，就是现在政策的空间很大，政府手里掌控的资源也足够多，采取结构性减税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最后我想唯一说一点什么事，跟现在社会上说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主张不仅对低收入要减税，对于我们税制里面一些高收入的一些税率我主张也要降一点。我这个观点如果是上网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中国有这么多困难的，你还想照顾有钱的，所以我这个观点我想来想去，我要想发这个言说这个话我也是有一番思考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像45%最高的税率，我认为不太合理。美国才30多，香港的税15%，咱们跟香港不能完全类比了，搞这么高的税率也没收几个钱，也收不到多少钱。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最高的税率降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得，不是说你把45，降到40，或者降到35，你这个方针怎么照顾有钱人了，你不照顾穷人？

　　首先我说一个好的税制，要照顾穷人，刚才我也讲了很多，我所讲到的照顾低收入群体这样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税制也要留住富人。最近我不知道你们看媒体，还是有一点反映，现在移民的数量不少。很多人移民，当然移民原因很多种种原因，有因为政治问题移民，有因为这个，有因为那个，这个历史原因很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某些税率过高，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现在全球实际上都是竞争，争夺人才，这个人才跟这个富人之间这个重合率很高，我不能说每个人才都是富人，我也不能说每个富人都是人才，但是总的来说，人才跟富人重合率是很高的。我们如果把所谓调节收入差距，把对富人征收很高额的税作为一个手段，我看不见得是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应该把主要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包括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不是用于把高收入的税征的很多。这种思维方式回想回想咱们大家都学党史。如果你们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农村的土地政策。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最核心的成功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革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就是因为土地革命的成功。

　　但是你们看看咱们的党史，在根据地的时候，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什么。在土地政策一开始实行的时候，总体上都经历了一个什么呢？由偏左往回纠正的过程。比如说你们看历史，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土地国有化，这都是一开始搞土地革命的时候提的口号最后发现不行，地主不分田，地主家庭人很多，一寸土地不给他，那地主就得跟你共产党(死克)，富农分坏田，他所谓富农，是因为他作为家庭的生产效益还是非常高了，他能积累财富，富农分坏田，那这个生产力肯定受到影响，而且这么一闹，在很多地方你们看，实际上还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后来才慢慢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你在看点党史，我建议你们读一本陶铸夫人，陶铸的夫人写过一本书，她当时在福建根据地。她说当时实行什么政策？那时候叫什么共产国际要求，要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就是要把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怎么把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谁是小资产阶级呢？比如说一个村里住的，在一个镇上，那么你在镇里住着，你就有开店铺的，或者做一个小作坊的了，这都属于小资产阶级。那么怎么让他变成无产阶级呢？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把他们家子一烧他就完了，变成无产阶级，跟着你红军闹革命去了，所以当时都实行过这样的政策，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农民这是小资产阶级，这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你们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叫无产阶级革命，要把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怎么无产阶级化，谁是小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小店铺，小手工业者，包括一些农村。那么好怎么变成无产阶级化？把他家房子烧了，整个一个镇子，房子都点了，这一烧他们没地了，怎么办，跟我红军走，无产阶级，咱们闹革命去。当时曾经采取过这样的政策，这是这个曾志她的回忆录写的非常明显的。结果发现什么，结果等到国民党军队一回来，这些人领着国民党军民来抓共产党。

　　这时候毛泽东还是高明，毛泽东很快就提出了农村土地政策，就不是这套玩意了。首先不同意土地国有，你搞农村的土地改革，说土地国有了，农民这地你用，这地可是国家不是你的，农民心里不踏实，这地不是我的让我种，这个你动员他参加革命这很难的，就是坚持要分地，而且毛主席中农的地不分，就是分什么？分地主的地，分什么寺庙的地，分的公地，分给贫农、中农，而且地主也要分一份，富农也要分，这是毛泽东当时采取的政策。这个政策就得到了绝大多数的人的拥护。你们再看看四几年，就是解放战争后来都占领了新的解放区了，也实行土地改革。你们看看党史写的，一开始也是厉害，也都左的很，后来慢慢的纠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左和右的界限掌握起来是挺难的。所以我的看法现在你要说一个你主张给高收入人减税，我估计如果我这个主张，我现在没有对媒体讲，反正我也不甘心就这么憋着，我会用适当的时机我也会讲这个话，但是我相信如果讲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我这个东西。但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验，从我自己学习的知识，我还是认为我这个主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中国的税制要好好的照顾穷人，解决穷人的收入增长的问题，但是也要留住富人。能够使得富人愿意在中国这个地方来。你看现在其实我跟你讲，很多人他移民以后，他回来做企业，他赚钱还在中国赚，但是他自己得当外国公民去。说明这个我们国家怎么样吸引这些人，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政策的这种支持。前面讲的都是缩小差距，怎么解决低收入群体增长，都讲这个侧面，最后我讲一点这个意见，你们可以思考，看看有没有道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而由这个推理下一个问题，我更不赞成所谓的财产税。1994年我们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流转税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所得税百分之十几，其他税不到百分之十，但是我们希望流转税低一点，实际税高一点，经过现在已经17年了。现在流转税60%几，所得税20%几，其他税1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所得税的比重增加不到一个点，增加零点几个点，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它那个税制，哪个税为主体，哪个税是辅助的，不是主观上你想怎么就怎么样。说我就一定搞一个大的所得税，你搞不成。发展水平上升了以后，流转税的比重慢慢在下降，所得税的比重慢慢上升，然后再到一定的水平，财产税才能够上升。所以在中国人均4千美元的水平上，想搞一个大的所得税都搞不成，还要搞一个那么大的，人们说的什么替代土地转让收入的，一个财产税，一个房产税，说这个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完全不现实。

　　所以我的主张，我们国家的税制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现在看每年流转税的比重降低一点，所得税的比重稍微提高一点，其他财产税，乱七八糟那些税，慢慢的再提高，真要想实现一个说财产税要占到一个主体税种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认为五年、十年都实现不了。岂不说一两年就要如何如何，所以这些东西，说到底和我们的转型都是有关联的。我在税务局干了这么多年，别的方面的政策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我的建议供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