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朱新礼、俞敏洪、程虹对话

　　2012年6月15日，“慧中国2012企业领袖论坛·山东行”在淄博市开幕。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图为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左)、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总经理、创始秘书长程虹(右)对话。

　　主持人：下面的环节通过对话的方式，请出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到这个舞台上来给我们留下精彩的观点，往往在观点的尖峰对决中会留下精彩的瞬间。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朱新礼先生、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先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总经理、创始人秘书长程虹女士共同分享“民企转型的智慧与行动”。

　　程虹：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淄博，因为我也是淄博人。感谢今天的主持人晓语，因为她是我当年在淄博台非常好的同事和朋友。现在她把话筒交给我，台上的两位不用我再过多地做他们企业的介绍，如果大家用来表达对他们的热情和熟悉度的话，就让我们再听到一次掌声。

　　这两天“慧·中国”的主题围绕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今天下午给到这样一个讨论的主题和任务，也是要谈一下民营企业的升级和转型。台上的两位企业家，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他们还是有一个了解，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组织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旁边的俞校长就是我今天的领导，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朱总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执行理事，这就意味着这两位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政治局常委。

　　俞敏洪：谢谢给我们这么崇高的荣誉，我们应该让锦涛同志知道一下。

　　程虹：明天会有一个很完整的演讲，刚刚我们听了朱总关于汇源关于架构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企业家从他们的精神、心灵层面的分享。第一个问题也是围绕企业家精神开始的。我昨天晚上刚刚落地跟几个朋友宵夜听到一个数字说，淄博的民营企业占比60%，这个还是高于全国的民营企业占比，全国的民营企业占50%，但是就业已经解决了70%以上。我还看到一个数字，从1978年开始，美国和日本的实际经济总量增长是2倍，但是中国创造了18倍的奇迹，这在全世界来看都是相当瞩目的发展奇迹。

　　如果我们真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过去30年中国会在世界的关注之下创造了一个如此大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片国度里催生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企业家，他们身上有一致的品质叫企业家精神。我想请两位老总先用比较感官的和简单的话总结自己认为的企业家精神，尽管刚才朱总用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来概括了，但是我们还是想再来听一下他们的分享。

　　俞敏洪：朱大哥先说，你先说完了我就知道你那里面是什么坑，我就好往里跳。企业家精神不是你读了多少书，也不是上了什么样的大学，而是敢于去拼、敢于去闯的气质。老朱敢于放弃在政府的工作岗位，凭着他过去20年的精神，他不是中央常委也是济南市常委了。

　　朱新礼：那是不可能的。

　　俞敏洪：他愿意去追求一种新的不光是解放自己还解放了别人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敢于冒险、去尝试。这是第一。

　　第二，他能抓住机会。冒险的前提不是瞎冒险，你看到悬崖峭壁往下跳，那叫瞎做、自杀。他能抓住机会，知道在这个点上如何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老朱当初把一个罐头厂发展成了汇源果汁。我也看到过我们家乡的罐头厂倒闭，我就没有想到要去做罐头厂，否则今天我的钱可能比他多。为什么他的钱比我多？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倒闭的罐头厂，敢于把罐头厂接过来，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我也算是有一个潜质，比如说我看到人家办个培训班，我就知道这个培训班如果干下去能够干大，所有人干培训班都认为这个培训班也就是自己开一个班，自己上上课而已。但是我想到的是这个培训班有可能干成一个比培训班要大的事情，就是你能知道他的潜质所在。

　　第三，胸怀要大。企业家没有胸怀是不行的，企业家的胸怀在两个方面：在具体的事情上能吃得了亏。你跟合作者打交道，你能吃亏。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做事情，坑蒙拐骗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做事情不一定笔笔都赚。做事情的时候要吃亏。再就是用人胸怀要大。你用周围的人，不能用完美的眼光看下属，因为你的下属每一个人身上都能被你看到缺点。倒过来，你也不能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完美的人。比如说我们看下属是用他们的优点，知道他们的缺点不会伤害这个企业岗位的发展。同时，下属看我们，我看老朱、老朱看我，我们身上都有缺点，但是依然不失为我们兄弟俩的关系。不仅仅我们在一起能喝酒，而且酒量相当。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欣赏对方身上拥有的优点，这个特别重要。对你的部下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常常发现很多创业的人，之所以做做没了，因为他手下没人了。为什么没人了？因为他总是对自己的部下挑三拣四，总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最能，当你觉得自己最能的时候，你离死不远了。

　　把人用好了，把机会抓住了，把方向看准了，把方向看准了，敢于冒险，这就构成了我认为企业家的重要的特质。这是我认为的。

　　朱新礼：“企业家”这三个字在中国汉语词典里并没有解释，但是从英语词典里老师的解释就是“企业家”就是善于发现机会，能够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再加上“精神”这两个字，就像刚才俞敏洪讲的一样，讲了很多，无论是勇敢、善于学习、讲信誉、善于发现机会、善于组织、善于整合资源等等，还有很多的是能够坚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信念等等的精神。最简单地说，我觉得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善于学习。其次是勇于实践。再次是讲究诚信。“学习、实践、诚信”这六个字是作为企业家精神要贯穿的。

　　企业家首先是善于学习的，这个学习就包含了创新，一定是实践的，学而不用还不如不学。还有诚信才叫企业家，如果不诚信，那只是一个小商人。我刚才说了，我们企业家穷的时候不可怕，你只要有了企业家精神，将来就拥有了财富。拥有了财富更重要的还要拥有社会责任。当你有了社会责任，你就会想到更多人，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

　　企业家和商人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责任和精神(进取的精神、乐于助人的精神、坚韧不拔的精神)揉在一起。在西方、欧洲和美国很崇尚企业家精神，在日本和台湾也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小平南巡，国家在企业家精神的弘扬也是很好的，如果没有那时候企业家精神的弘扬也没有今天的中国。未来中国接受的挑战更加进一步地肯定企业家精神，弘扬企业家精神，尊重企业家精神。

　　程虹：今天来听这个论坛的朋友都是有梦想的，大家都是从创业开始的。每一个创业者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时间长大。汇源今年20年，新东方今年是19年，汇源早在多年前已经是国内果汁饮料行业的市场占有份额遥遥领先的第一，他落下第二位很远，这是汇源走过的一条路。新东方是国内第一个在纽交所上市的集团，前不久他又非常幸运地全球最大的上市教育集团。在让自己的梦想长大和长成的过程中，两位老总，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新礼：剪子包袱锤。

　　俞敏洪：输了说还是赢了说？

　　程虹：他们说赢了先说。

　　俞敏洪：我这个人特别主张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你做一件事情有两个状态，过渡性地可以为赚钱而赚钱，比如说你倒卖一批钢材赚了一笔钱，或者倒卖汇源果汁给以色列，完了赚了一笔钱，都可以，或者卖给朱新礼自己也可以。这是短期的贸易。做任何事情短期的和长期的不一样，把企业做大的一个条件，是你自己发自心底地喜欢。比如说老朱看到汇源果汁的眼神跟我看到女人的眼神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老朱对汇源果汁有一种爱在里面，他愿意做下去。

　　同样地，我面对培训尤其是教育培训，我也是充满着热情。我看到下面坐着的学生的开心劲，我比学生更开心，有了这种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当然爱不是平白无故而来的。就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可能平白无故而来。比如说程虹坐在我边上我为什么喜欢她，不仅仅因为她美丽的外表，也不仅仅因为她来自山东淄博这个文化功底深厚的土地，而是她有着值得人去喜欢的女性的特点，比如说温柔、贤惠、懂事、明理。因为我跟她交往到此之止，如果进一步密切的话还会发现更多的优点。这种东西不会随着岁月改变，也不会随着容貌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你就有了持续爱下去的理由。做企业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跟老朱来的时候，他说做这个事情还是蛮伟大的。为什么伟大？第一，中国的果浓因为有汇源(当然没有汇源也有其他机构，但是毕竟汇源做成了一个大品牌)老朱去收购水果，使当地老百姓年平均收入提高了3000块钱，养活了一大批人。你想养活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我说老朱做事比较伟大。一年有无数的最基层的中国老百姓因为他过上了很好的生活。

　　第二，为人民身体健康服务。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汇源果汁里喝出三聚氰胺或四聚氰胺，这跟老朱严格把关是有关系的。在果汁里多放一点水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据说老朱是很少放水的。我去参观他的生产线，他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格。从汇源果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就说“每天一杯果汁保持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差不多，我忘了具体怎么说了。从源头有意义，结尾又有意义，从国家来说缴纳大量的税收，带动当地的就业，又有意义。这件事你不干是不可能的，你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的事情。所以要找到这样的点。除非你提炼毒品，否则大量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你要去找出他的意义，并且屏蔽掉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你开钢铁厂，它有意义啊，摩天大楼多少因为钢铁起来的。但是钢铁厂背后的污水处理没有处理好，把污水排到长江、黄河或者渤海里，你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因为地没有良心、没有底线，你赚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以污染环境为代价，以贿赂政府官员为代价，官商勾结为代价，这种事情做起来是没有意义的。除此之外，你做的事情就有意义。

　　为什么房地产商容易起来和倒闭？为什么有的房地产商就不倒？像冯仑和王石他们为什么不倒？实际上不是他们的经营才能更加出色，而是因为他们在造房子中找出了造房子的意义，比如说万科造的房子大部分社区的服务房子的格局更家完整，让每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也能够过上相对干净的、有档次的日子，他有理念。王石不做商业楼，当然做商业楼也有做商业人的理念，比如说冯仑就在做商业楼。为什么全国的很多房地产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品牌没做出来，自己的钱也丢了。在这两年中我碰到了无数的房地产商跑过来向我借钱，他的房子造到一半卖不出去，又没有品牌，地皮站那儿又付不起，他来向我借钱。我一看他没有对自己的事业做一辈子的长远考虑，当你对自己的事业做一辈子的长远考虑的时候风险就会小，你每一次跨出步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是我一辈子的辛苦，不能为了这一次事情把它给毁掉，这是最重要的要素。

　　当然后面做长久还有各种零零碎碎的要素，比如说如何抓住行业机遇，如何抓住板块机遇。抓行业机遇就是整个教育培训，我抓的整个教育行业，整个中国教育的行业和教育行业的产业化就是被新东方带起来的，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培训机构可以做成上市公司，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行业，这是一个必然要产业化的行业。我不赞成中国的中小学产业化，也不赞成大学产业化，也不赞成民办大学产业化。但是我知道培训行业一定要产业化。我考察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培训行业的产业化才能做起来，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我在做产业化思考的时候，《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都还没出来。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我是到教育部一家一家去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试验的时期，最后得到了领导的同意。

　　你要有这个头脑，就是老朱所说的领先效应。

　　老朱当时做罐头厂的时候，为什么会变成新鲜水果包装？他一定是考察了世界的各种企业，发现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当时全中国人民都是用自己造的机器生产罐头的时候，老朱跑到德国去把德国最先进的水果果汁罐装生产线引进来了，这就是眼光。有眼光、有行业领先的理念再加上能用人，再加上资源配置，这样事情就可以做大，也可以做久。

　　今天是这样的对话，不是长篇大论发挥的余地。从老朱和我身上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原来都是没有资源的人，我们两个都是从零开始干起的人。为什么能做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就是我们俩都特别有耐心。老朱身上也会有耐心，发现他的脾气相对来说比我更暴一点，因为他相对比我直率，山东人嘛。耐心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特质，我坐在这里大家看不出来，老朱坐在这里很儒雅，大家也看不出来。我们俩身上都有非常豪放和豪爽的特点。大家只要看到我们俩喝酒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豪爽和豪放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人家一眼看上去，你这个人很阳光、很坦诚。你的手下跟你打交道、你的合作者跟你打交道，完全不需要设防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有的时候就是一两眼的事情。

　　我跟老朱认识不多久，我需要一笔钱，我估计老朱是有钱的，我就向他借钱，我跟他没有认识太久，总了两次酒，二话不说第二天钱就打到了新东方的账上，一张借条都没要我写，他也从来不会担心我还还是不还，他断定了我是能够还的才会借。当然，后来实际上我想不还来着。后来想想他在全国这么多部下，要是不还会把我打死，所以后来就还了。互相之间建立的一种信任在这儿，你跟你的部下也是一样的。我的部下从来不会猜忌我，老朱的部下也不会猜忌老朱要干什么，他们都知道是想一起好。

　　老朱，你的手下跟你干的时间最长的多久了？

　　朱新礼：20年了。

　　俞敏洪：我的手下跟着我的也有20年了。人家为什么跟着你？相信你。

　　朱新礼：俞敏洪这么一讲，忘了你问的是什么了。

　　程虹：梦想长大的要素，把企业做大的关键要素。

　　俞敏洪：我问你一个问题，跟了你20年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朱新礼：有男的，有女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要素，我正在想俞敏洪讲的，他一下讲这里一下讲那里，一下把我弄晕了。做大做强做久，这是所有企业家的梦想，都希望自己的企业长久。但是这个企业长久不长久，有时候愿望和实际结果是背道而驰的。人的本性都不服输。

　　还有，你为什么要做大？你的团队需要成长、需要发展、需要空间。有时候你的团队小富即安了，不想再奋战了，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又刺激着你，你一下又斗志昂扬。竞争对手凭什么比我强？我要跟他干。所以说，很多因素让你必须做下去。

　　当然做大做强做持久的方法，这里面可能跟你的眼界、能力、知识、价值观和周围的环境有太多太多关系。有的可能一件事让你心灰意冷，让你对前途、环境和社会都失去了信心，这很重要。我刚才就说，我们的媒体也好、政府、国家和整个大社会也好，一定要让有智慧、有能力在拼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得到一定的尊重，让他更好像驴一样去拉磨拉磨。中国的财富还不多，特别是民间财富、老百姓的财富不多。我到北京乡下去转，到河北的农村去转，每年只要有节假日包括春节，我们直接到农村和深山里去，有的村子里十年没有盖一间新房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民收入越来越少。怎么样让企业家特别是有一些智慧的人，别遗埋，别把财富转移，让他在这里放心地去拉磨，这是很重要的，拉磨是很重要的。干得大和久是跟这个大环境和这个氛围是有关系的。

　　在企业内部，别说叫企业家，就说一个商人或者一个老板，他都有一种性格和责任，左邻右舍开了一个门面，你做的挺好，我  为什么做不好？他就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拿出智慧和笑容来，要做得更好一点，这叫想争口气。还有跟着你干的人，他也想着发展，想着得到更好的待遇，这又促使着你往前走。你本来不想学习的，做到这个份上，又逼着你去学习。

　　要想做大做强，这跟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如果摊得太大，你的资金链断裂，团队管理跟不上，或者决策错误让你这个项目正好碰上冬天，像现在的房地产都很难做。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也遇到了很多难处。汇源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虽然是果业、果汁、农业，我们的农业就是围绕着果业去做的，我们果业是围绕着果汁去做的。我所有做的一切，基本上是这个产业链互为补充和支撑。越做越小心，才能够去越做越大。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平均活不到5年，能活到10年、15年那就成为神仙，那活到20年就更不多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家也好，越有点成功和成就的时候，很容易头脑发热。

　　北大周其仁教授曾经写过一段文章说，企业小心石头的付出，就是企业的负债。做的很好的企业，有非常好的项目，也有非常好的团队，但就是因为资金链跟不上，一下就崩溃，这个企业就破产了，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为什么形成这个现象？企业的知名度越高的时候，社会的诱惑越来越多，要坚持，经得住诱惑，必须清醒。我每过半年两年，我就说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越来越这样。因为越大的时候，这种失败的成本代价越来越高。

　　汇源农业也好、汇源果业也好，基本上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按步就班的往前迈进。有时候稍微地朝前一点，再马上停一停、缓一缓。有时候不完全是为了钱的事，有时候就是50个亿放在那里，也不一定成功。所以有钱也不一定成功，还得看气候、团队、看市场。什么叫气候？房地产本来是很好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大不大？很大。中国房子的人均占有，跟美国和欧洲比差远了。现在为什么气候不好？你再赚钱，气候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扛过去可能就是柳暗花明。你要抗不过去，那就是山穷水尽。这个企业越大就越复杂，不一定越大越有抵抗能力。

　　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是《大而不倒》，他写的是2008年雷曼兄弟这么一个百年金融机构在短短的一个月之间竟然经不住风浪，一下倒了。因为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引发了金融危机。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低迷。雷曼兄弟大不大？够大的了。2006年我在美国沃顿商学院上课，那个时候我们去参观雷曼兄弟，他们还管了一顿午餐，没想到两年以后他就倒了。

　　怎样大而不倒，怎样使企业持续持久地发展，经常地给自己一个挑战和嬗变。那就是勇于批评自己、不断地把你的架构进行调整，把你的流程不断地进行审视、检讨，也就是像联想的老柳说的，你看着企业外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内部也是不断地折腾，三年一大折腾，每年都有小折腾。新东方也是在不断地折腾，这个老板只有不断地折腾，才能让自己更加地健康。

　　程虹：真的是这样，做企业一定是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刚才听了两位老总，坐在一起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应该把预期设定为自己是一个长跑的运动员，而这个长跑可能比马拉松还要长一点。我倒给媒体的朋友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场精彩的比赛是看到所有有耐力队员的精彩比赛，而不是盯到路上说是不是有一个运动员脚下磕绊一下或者有一块西瓜皮的时候，曝出在新闻短平快的价值中的事件性的消息。可能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这样一场漫长的比赛中做自己的啦啦队。我也希望能更多的做企业的朋友在一起，大家做彼此的啦啦队，每一个人给自己一些掌声。

　　说到企业家的特质，我刚才一边听一边在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在喝酒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都很北方，尽管俞老师是典型的南方才俊的代表，朱总是典型的北方汉子的代表。但是在管理缜密逻辑细致方面，他们反映出来的特质又共同地很南方。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没有讨论过的就是南北企业家的气质差异，两位是不是在现场做一点解剖？

　　朱新礼：北方人的智慧就比南方快。我跟敏洪也算不上太南方、太北方，他是江苏人，我们山东和江苏是邻居，过去我们鲁国也去占据过他那个地方。

　　我感觉不出敏洪南方来，第一，他很爽快。他不光说话爽快，喝酒也很义气，也不耍滑。他不是说你喝你喝自己不喝了，他不是的，他都是先喝了。第二，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我们交往也是通过类似于这样的活动，认识的时候企业家俱乐部还没有太多的活动，我跟俞敏洪基本上一见就如故。当然他对女人更关心一些，有时候他喝酒找我，聊天的时候找别人。

　　俞敏洪：聊天的时候我找程虹。

　　朱新礼：山东和江苏在商业氛围上，江苏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学乡镇企业的时候，江苏就走在前面。山东比较厚道，但是在厚道背后缺点就是太倔，有点脾气，我也是有点脾气。但是这个脾气有一点就是讲情，讲情的人就讲理，情理情理，一般讲情的人理就好讲。往往就是无情，有理也没法讲。讲情理不是山东人的专利，我跟俞敏洪两个人身上都有。其他的我没研究过，就讲这么多吧。

　　俞敏洪：企业家南北方的区别有一点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主要是要看看这些企业家个性的细节到底有没有区别。首先要讲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是凡是做成大企业的人，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是确实很大气。大气在交朋友、花钱、制定战略、交友上很大气，不在乎小节，这个几乎是共同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很细心，在管理上、在琢磨如何把这个事情做成上。老朱这样一个三大五粗的人，你去他的生产线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生产流程一尘不染，每一个细节都关注到，连厕所放在什么位置，离车间多远都关注到，这就是细心。一个纯粹豪放的人只能做侠士，做不了企业；但是一个纯粹细心的人，只能做会计，也不能做企业。在老朱这样粗犷的外表下有着细心，在我这样一个外表精细像书生样的人，心中确实有一种豪放，这个刚才老朱已经认可了。老朱第一眼见我的时候，这么一个家伙，这么一个书生气质，怎么能跟我来交往呢？从我跟他第一次喝完酒，他就知道，这个家伙是一副四眼狗下面豪放的心还是有的。这有共同之处。

　　讲区别，我特别喜欢山东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山东朋友很多。除了老朱，还有老张、老杨之类的，我在山东也有两个大学校，一个是在济南，一个是在青岛。跟山东的一个朋友每次喝酒每喝必醉。山东的文化素质也非常高，因为这里是两大中国文化特征的发源地，山东的朋友肯定比我更加有了解。第一是真正的中国内在的中华文明根源的儒家文化，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真正的中国另外一个文化的发源地就在我们坐的这块地下，周朝分封以后，实际上是齐国开始率先做生意的。齐国做生意，姜太公本身打下天下以后，周武王把他分到齐这块土地上，这里是一堆海边、土地和石头。后来齐国的都城叫临淄，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去看过的。临淄的殉马坑，大家应该很熟悉。管仲的墓也就在那个地方，管仲是中国做生意的祖师爷之一。当时他就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给老百姓减免税收，吸引做生意的人来到这里，想办法把齐国变成物资交易站。当时临淄就是15万户人家，加上无数的商人。经考证，光临淄的红灯街就两三条，当然“绿灯街”更多，饭馆更多。当时有一个成语叫“挥汗如雨”就来自于临淄，夏天人挤人，没有办法，大家浑身流汗，所以大家挥汗如雨。还有一个叫“联袂城阙”这个成语，就是把人的袖子一拉起来就变成了一片天幕，就是讲的临淄。它实际上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

　　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王以后，他知道越王这个人不能长处，所以他就隐退江湖，后来也是跑到了山东齐国这个地方变成了陶朱公，又变成了大富翁，也被认为“商人之父”。中国的商业文化加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全部产生在山东。山东后来出现这么多的大企业家，像张瑞敏、青岛啤酒金志国，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山东就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所以，我对山东人还是蛮佩服的。

　　我对山东人做事情有一点点希望改正的地方，就是山东人豪放过度，喝酒的时候承诺太多，醒了以后就不记得了。当然，我在老朱身上还没发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山东人豪爽嘛，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有的时候喝酒多了也承诺过头，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谈着生意，不如到规矩和文字上。等事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开始有冲突的时候，没有文字可依。应该先规矩后讲交情，山东人是先讲规矩后讲交情，但是等到规矩要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那个交情可能已经有问题了。这是我对北方人做生意的一个印象，从东北到山东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

　　南方人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一般他都是先立规矩，剩下来该怎么喝酒就怎么喝酒，喝酒喝坏了把规矩拿出来，规矩就是规矩。从柳传志和老朱身上两个都是大企业家，柳传志是江苏镇江人，柳传志属于迟到一分钟都不行的人。前两天我去赴他的一个宴会，路上堵车迟到了五分钟，我说堵车，他说这不是理由，你可以早5分钟走，应该计算到会堵车。他的家宴请我去吃饭，他的儿子和女儿因为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所以要跟我一起吃个饭。在那种场合下，他都对我提出要求，这就是南方企业家说这个规矩不能破，你跟我老柳交往10年，知道我是从来没有一次迟到过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但是这个规矩之外，柳传志也是非常豪爽和大度的，也是愿意帮人忙的人。

　　我很奇怪，我这个人除了外表像南方人以外，我身上南方人的特点比较少。我喜欢喝酒，我喜欢骑马，我喜欢聊天，我喜欢说大话，全是北方人的特点。我跟老朱有个共同的特点，迟到个半个小时—太正常了。基本上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见他迟到，他要见我有的时候也迟到，太正常了，迟到就迟到，你迟到你的，我做我的事情，你来了我们再说，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潇洒。如果你真的要做企业的时候，立规矩的时候可能不会那么严格。

　　老朱这点很奇怪的是，做的比我要好。比我好在什么地方？刚才提到的我们三家企业到老朱的总部去培训，他手下的人穿的清一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我手下的人专门观察你手下来的全国各地一百多个总经理们，坐在那儿三个小时，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手下的人都是拿着笔记本在那里写笔记，没有任何人拿手机出来看，没有任何人玩iPad，新东方那帮“兔崽子”翘着二郎腿，拿着手机。你说他们真的不在听吗？他们在听。新东方的很多笔记都是用手机记下来的，不拿笔记本，为什么？手机记下来以后，立刻就可以导到电脑上面。为什么他们翘着二郎腿，拿着手机那样听你讲，为什么我没说他们？这是新东方人的特点，符合了现代年轻人的感觉。老朱只要讲到一个笑话，新东方的人笑得很开心，表明他们在听。你管员工的规矩比我管的要好。

　　新东方都是知识分子，有臭知识分子的脾气，如果我管严了他们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管得松了我又觉得我被侮辱了。这是一点区别吧。

　　我18岁以前的生活更偏向于南方人，18岁以后进了北京到现在一直在北京。我一年大概二三十天的时间回到草原和高原上度过，就是因为喜欢那种豪爽、荒漠，喜欢雪山那种冷漠和孤僻与雄壮的感觉，但是我从来不登山。昨天我和黄怒波还在另外一个场子上对话，黄怒波就是爬了两次珠峰的，他说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征服感，最后觉得自己的渺小。我说你爬到了珠峰才知道自己渺小，我爬到了香山顶上早就知道自己渺小了。可见人的悟性是不一样的。

　　程虹：谢谢俞总和朱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想通过南北的差异想讨论一下企业家的领导力。

　　朱新礼：刚才敏洪讲山东跟南方企业家，我这个圈子里也有很多南方的企业家，好几个不同学校的同学以及俱乐部的理事，他经常到我这里来，我也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我发现北方人喝酒特别多，说大话特别多，一个不一不比一高。我南方的这些朋友特别是浙江的朋友，他们的饭局很多，但是他们很少说大话，而且基本上不喝白酒，喝红酒，他们谈的全是生意。而且大家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是超过两个月不在一起聚不正常，他们在干什么？在信息交流。在这一点上，山东人就比不上南方的企业家。来自于不同行业的老板坐在一起，不是为了喝酒，完全是为了共同分享信息，有服装的、鞋帽的、食品的、各种各样行业的，有很多。他们也在分享遇到的困难，发现的一些机会。他们再做生意的时候，拿下一个项目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随着他们财力的积累，越来越拿大项目，一般小项目就不拿了，抓大放小。这个项目也许以我为主，我拿60%的股份，程虹、俞敏洪等拿1%、2%、5%，这个项目基本上我主导，其他人不操心了。他又发现一个好项目，必须形成一个规矩，我要拿2%、5%、10%，又以他为主，这样大家共同聚焦一个项目，他们合作的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北方的企业家学习。

　　第一，他们信息共享、信息分享，好项目共享、好项目分享。经常地取长补短、不断地学习。我们山东人喝酒完全是交情，他们喝酒完全是交易。这个交易就是信息交易、项目交易、利益交易。我们完全就是一种感情，把自己喝的两个人架到车上去，还说我还没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声音比一个高，一个酒比一个喝得多，然后都在说大话。“轻诺必寡信”你的承诺说得太多、太轻松了，你肯定是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极力地避免说大话。到现在，俞敏洪还没有发现一次我喝了酒说了不算。俞敏洪，我跟你讲，山东人现在喝酒都说喝了酒说了不算，就怕自己喝多了，也是防止别人来算帐。

　　我在北京多少还有点儿名气，大家对我也比较尊重，淄博北京商会让我出面，山东北京商会也想让我出面，中国鲁商商会也想让我出面。过去这十年我基本上推辞和拒绝了，我今年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跟淄博的企业家、山东的企业家交流，如果让我去做这个领头羊，和大家能圈在一起共同分享信息、交流经验，我也应该去做。为什么？这是一个责任，我跟浙商商会学了很多，跟福建商会学了很多，跟安徽商会也学了很多，他们的那种奉献、对商业圈子的氛围不光是喝酒表达友谊、表达感情，进而说大话，同时也是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回到程虹讲的如何做得更加持久、更大和更强，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向他们学习。

　　俞敏洪：我还中和一下。我身兼南北方的特点，因为18年在南方长大，之后一直在北方。我也发现老朱说的这个现象，我这样说一下我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人生不喝酒无以成人生，酒还是要喝的，这没有办法。我比较鄙视那些南方商人，谈了半天生意，大家各怀鬼胎就走了，一点儿酒都不喝，唯恐喝完酒暴露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老能喝酒的人是君子，即使说大话，那也是君子在说大话，总比小人说小话要好。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确实商人之间在一起要交流，要互相交流，不交流肯定不好。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样的交流场所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整天一整天的交流活动、企业互访活动，都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那绝对是能学到很好的东西。平时怎么办？我现在采取一个方法，我周围有很多企业家，我又是北京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现在又被程虹弄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怎么把喝酒和交流结合起来？就在喝酒之前有一个小时的交流活动，大家喝茶、吃水果交流，有话或者要谈生意，这一个小时要谈完，后面要喝酒，对不起，在饭桌上讲点黄色笑话就完，讲点社会新闻就完了，大家轻松喝酒。但是重要问题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先讲完。这也就有了我到老朱那里喝酒，说干脆带着团队先交流三个小时，团队和团队喝，让团队也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友谊，还能看到我们之间的豪放，而且给团队成员一种荣誉感。我的团队成员到老朱那里一参观觉得很荣耀，为什么？俞敏洪能带着我们去参观。老朱的团队看我在那儿讲，老朱的团队也骄傲，难得听俞敏洪讲。这种东西就是交流。

　　但是，到晚上该喝酒的时候就不交流。老朱上去喝酒讲话，我上去喝酒唱歌，和员工与民同乐，是这样的感觉。把这个分成两段也不浪费时间，因为一上来讲课就要延长到3个小时，一上来先交流喝酒，一般喝酒喝两个小时就够，所以总体时间还是三个小时，不浪费。我就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南北兼容的问题。

　　程虹：我们已经有了结论，俞老师最后一句话就是“兼容”，最终是跨越南北的差异，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必须要跨越东西方的差异，要跨越本土和全球的差异，这都是大家在未来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些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转型的，这个稍微聚焦一下，且俞老师谈一下新东方的转型战略，朱老师谈一下汇源的转型战略。同时希望两位在当下经济不乐观、不确定的环境里，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大家的战略、建议是什么？

　　俞敏洪：在老大哥面前一定要怵下。我明天演讲的内容之一就是新东方的转型。在企业什么规模的时候用什么形态，千万不要一个小企业五脏六腑还没长齐，就用世界大公司的结构管自己的企业，完全不管用。小企业的时候怎么样跟我们一起管，不惜动用家族成员，但是最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利益分配好，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像老朱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的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亲戚，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汇源是世界一流的大企业，他说全国的总经理150个，他就只能认识20个人不到，那就是明显地走向现代化了。老朱要是用今天这个结构去管当初的汇源必死无疑，因为成本太高了，正规化的成本是极高的。新东方上市以后，光付给美国上市公司审计费一年弄出2000万人民币。这是正规化的代价。

　　关键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什么样的形态干什么样的事情，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做法，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做法，你不能用《红楼梦》的态势做现在父母加上子女只有三个人的生活方式，请几百个保姆伺候你们家三个人，这是不可能。前提条件第一是要知道在什么样的境况下转型，这个名谈我会讲到。

　　第二，要能转得了型。一开始很多人为了省钱确实家族制了，什么老婆孩子全上了，最后想转型的时候，想把老婆孩子弄出去，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尤其是七大个八大姨想弄出去根本没希望，最后那只能就起于家族制快速发展，死于家族式迅速灭亡。有很多家族打架打到最后就是四分五裂，土豆网后来没有抢过优酷网？现在跟优酷网互换股权，实际上是被优酷控股了。优酷网就古永锵一个人一做到底，没有人任何人跟他争，而且他一上来就是资本投资，按照资本投入的方向走。土豆也有资本投入，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夫妻两个就开始打架，七大姑八大爷跟着一起参与进来，结果又把上市给耽误了。等到他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优酷已经融了不知道多少钱了。所以老二当不成，老三也当不成。关键看你来得及来不及转型。

　　一要有转型意识，并且要抓住转型时机，必要时到那个时候还有能力转型。就像中国现在的体制，老说要改，老觉得时机还不到。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体制改起来越来越难？就是因为它错过了时机。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企业转型也是这样的，你说现在还不行我老婆有意见，明天还不行我奶奶又过来了，后天不行我小舅子又过来了，后来想把家族化改成现代化的企业越来越困难了。实际上就这几句话，一是要知道小的时候用小的方法做，大的时候用大的方法做。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转型。三是要有这样的本领能够把型转过来，这个企业的转型就必然成功。   

　　朱新礼：说到转型，我是这样认为，就是为什么要转型？有的可能不需要转，需要转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管理模式转型还是经营模式转型。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和经营的历程中是需要不断转型的。这个时代在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文明时代到现在的计算机信息时代，时代在变化，你回首一看你自己都不明白，不转型能行吗？你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都要适者生存，都要适应时代。

　　第一，要先看你的企业的市场位置、竞争力和产品、流程、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竞争对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判定你需要不需要转型，需要不需要你的产业链延伸。这叫经营模式的转型。

　　第二，管理的转型。你过去可能靠血缘、地缘，靠你的亲朋好友、家人、老婆、孩子、兄弟。再就是沂源人、淄博人、山东人或者中国人，那就是血缘的关系或者地缘的关系。再往下呢？如果在非洲成立一个公司，如果把中国人拿去当领头，我估计肯定够呛。无论做什么都要属地化，我们现在不管员工还是领导人尽可能地当地，这个管理是不断要转型的。面对这样的市场和经济环境，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较大型的企业都有一个挑战，那就是10年以前的竞争环境、20年以前的竞争环境跟现在截然不同。大家看一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的利润越来越薄，整个原材物料上涨，竞争越来越残酷。如果按照你过去的那种管理模式或者经营模式，你要不转型，那肯定就是持续发展不下去的。怎么转型？我认为第一，先看一下你的企业的优势在哪里，你的短板在哪里，这个需要认真地区分析。优势得需要好好地去评估和判断。你的短板往往有时候自己也发现不了，你怎么让你的团队、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咨询公司帮你找短板、补短板。有时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难。

　　汇源首先从果业、浓缩果汁、果酱做起，然后又发展到果汁市场、国内的果汁市场，然后再回到头又发展果业、果汁，是互相支撑着往上走。这几年为什么又在农业方面做？实际上这是为在5年、10年以后做铺垫和铺衬。我们基本上不敢离开整个大主业，因为这里面正是我们的优势，不会轻易地去转型。所谓的转型那就是在管理上不断地解放自己、创新组织。我们的组织基本上是一两年、两三年就来一次革命，就是扁平化一次，它慢慢慢慢就上来了，上来以后效率越来越低、人浮于事的越来越多，大家都想要权力，结果都躲避责任。一个申请单上，有8个人、13个人签字，最后一看没有一个人为这个签字负责的，最后干脆就是不能超过2个人签字。

　　我跟他们说，我下面的果汁果业农业的事业部，有时候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我要签个同意，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签的这个同意不为你们承担任何责任。别想拿这个“同意”找我的麻烦，好是你们的，差也是你们的。你先把这个权力给他，我这个同意只是说赞成你这个方法，但是我不能给你承担这个方案的责任，先把这个压力给他。

　　过去的时候大家没压力，一错误的时候都推到我头上。现在我们讲目标明确、责任明确、数据明确，他们权力很大。这样放了权以后他们不一定干好，这里面还要地给他培训，不断递给他头脑风暴，不断地进行交流，让他自己也去改变自己。这就是管理模式的一个转换。

　　在这个时代，对企业来讲真的是挑战很大。为什么挑战很大？第一，中国的钱现在很多了，中国银行买的美国国债，有这么多的盈余，中国现在跟30年前比真的不大一样，钱很多。但是找项目的时候不是太多，而且竞争非常非常激烈。还有一个面对的是，你好不容易把这个人培养成骨干和得力助手，他带着一帮人就走了，带着一帮跑的人有可能干同样的事情，反过来再打击你。你怎么样和你的股东和伙伴解决这些利益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越来越强吧，但是越挑战越多，人越有动力。我这个人是没有挑战了，我就觉得有点沉闷，反而越有挑战，我还觉得有点意思。这就是企业家的进取精神。每一个企业都是不同的。

　　程虹：下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台上台下互动一下。

　　提问：  在企业的经营中，最让你纠结、选择的关键事情是什么？您主要是果汁、果业、果酱，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和困难的抉择？

　　朱新礼：我创业的时候有一定的基础，原来我曾经在我们村干了七年的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然后再去上学，回来到政府部门工作。在这个期间，就锻炼了我很多对市场的敏感性。我从上小学、中学到后来上大学，做了很多组织性的工作。这20多年在经营汇源果汁的时候，让我觉得没有太多让我过不去的坎。有一句话叫“智者无惑”，我也不是太自封我多么聪明，起码我能想得明白。但是在过往二十年的经营中有想不明白的，想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是小范围的，有时候是大范围的，反复地讨论，有时候我不完全听大家的意见，有时候我比较独断，就这样去做。有时候你的信息量、经验和判断可能大多数人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做这个选择。

　　1994年一下子名分两路，第一个工厂继续在沂源，同时分出一块到北京。那个时候到北京都不愿意去，山东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其中有两个大学生刚分过来，开除了也不去，就是不去。结果我们待了三年以后，他说你打死我也不走了，非要去。他就是那种观念，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抉择，就是你到底去不去？你要不去，可能就没有今天。还有很多了，包括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包括跟可乐的并购，还有跟德隆合作，每一步都有让你去拍板。第一，我不后悔。第二，我也没有太多犹豫。

　　提问：我问一下俞总。我是做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的，我早就发现在2001年国家就提出来对素质教育很重视，从2007年我研究了之后，发现中国的素质教育尤其是民营企业没有大的发展前途。请问俞总，青少年素质教育发展前景如何？

　　俞敏洪：你说的素质教育是什么？

　　提问：主要是中小学生这一块。

　　俞敏洪：中国素质教育的前提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改变，中国高考制度的改变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想要变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就这么简单。所以，把这个前提拿掉讲素质教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的诚信体系建立不起来，诚信体系建立不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商业发展、商人不诚信，所以导致了整个社会不诚信，互相坑蒙拐骗，这是对商人的诬陷。商人不诚恳、不诚信主要是有一些不良的商人能够官商勾结，用权力保护商人。当权力公正的时候，商人就不敢不诚信。就这么简单，当权力诚信的时候，商人就不敢不诚信。当商人和权力都诚信的时候，中国教育体制的诚信就建立起来了，因此中国的这种素质教育能建立起来，所有的老师会专注于学生如何建立他的素质、人品和未来长久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现在这个状态一是学生靠分数，二是成功靠关系，如果靠这两个东西的话，学生素质的源头是无从谈起的，所以素质教育还是少谈为好。

　　提问：俞敏洪老师，您好。我现在和您一样，也做着英语行业的教育，我比较得意的是我解决了考试这个难题，就是我破解了英语考试的体型，包括单词记忆各个模式。在我看来，考试和学习是绝对的两个概念。我想让您给我一个建议，怎么样把我的培训结构做得比较大一些？

　　俞敏洪：就是把考试和学习结合起来，是吗？

　　提问：比方一个学生到我这边来学习，最多四五次我可以让他提十多分没问题，尤其是英语学习。

　　俞敏洪：这不挺好的事情吗？你还要我说什么呢？

　　提问：商业模式。

　　俞敏洪：你是想做成公司还是想做成学校？

　　提问：您说呢？

　　俞敏洪：这个我说不了，因为培训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公司化运作做培训，一个就是一心一意地做一个学校。其实现在让我来选择新东方的话，我会选择可能一心一意地做一个学校。我其实挺为把新东方变成公司化运作挺后悔的。

　　提问：能讲讲后悔的原因吗？

　　俞敏洪：我做学校同样可以发展，做学校同样赚钱，做学校就不受那么多股东在后面的监督，甚至于政府也会更加放心，你毕竟是一个学校。同时更加专注于教学质量，既然能专注于教学质量，又能培养学生，又不差钱，其实更好。做公司有这样的前提，有这样的能力把它运作到全中国去，在中国做成公司化的学校没有意义你。你把淄博所有的学生都都变成你的学生，你也到不了上市公司的规模，就这么简单。

　　另外做公司还要多交很多税，还要多很多社会关系。

　　提问：做学校就不需要？

　　俞敏洪：女孩子嘛，简简单单做一个事业，但是更多的还是依靠家庭，就是让丈夫更加有出息。

　　提问：说得很有道理。我再说两句，我觉得现在学校的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存在很多的弊端。包括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到国外听不懂。

　　俞敏洪：这很好，听不懂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感谢公立学校的英语教育还没有到位，到位了就没有你我生存的余地了嘛，对不对？

　　提问：对，我理解。

　　俞敏洪：你不感谢，反而觉得是不对的，我现在特别希望公立学校的英语教育越来越差，这样我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提问：我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怎么样去做这个弥补？怎么样去做我的商业模式？

　　俞敏洪：学校不需要有商业模式，学校特别简单。学校就是你建立家长中间的口碑，如果你只做英语的话，当家长想到孩子要培训英语的时候，家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必须送到你这个学校里来，这就是商业模式。至于你是6个人的班还是10个人的班、20个人的班还是300个人的班，没有区别。

　　提问：我现在推行的是签约教育，就是说如果成绩不提高，我可以不…

　　俞敏洪：你这学校规模有多大吧？

　　提问：学校规模不算大。

　　俞敏洪：多大？

　　提问：我现在比较发愁的就是这个规模。

　　俞敏洪：你规模不大说明口碑还没做出来的。

　　提问：但是我们培训过的学生没有不提高成绩的。

　　俞敏洪：那你让这些学生帮助你宣传，先把规模做起来，你再来考虑商业模式问题，我觉得你这个考虑有点本末倒置，没有规模讲什么商业模式？你不能可能商业模式放在那里，空着架子放在那里，学生就钻进来了？

　　提问：我在过去的几年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研究考试方面。

　　俞敏洪：对啊，这就是你的商业模式，专注于考试的研究教学，这就是商业模式。

　　提问：您就觉得我现在先建规模？

　　俞敏洪：要扩大规模。

　　提问：然后再去商业运营？

　　俞敏洪：你是不是想融资什么的？这叫做没事找事，真的，听我的，认认真真地让学生的家长给你做口碑，让学生家长就选择你，最后把它做成一个在淄博孩子愿意上的就足够了。

　　提问：谢谢。

　　提问：俞老师您好，我也是做少儿教育的，我是做少儿美术培训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的新东方一直坚持做直营，没有做加盟。

　　俞敏洪：现在有了。

　　提问：我想问一下你对加盟的看法？原来为什么不做加盟，后来不做加盟？

　　俞敏洪：我对加盟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最烦的是加盟就给你一个牌子，完了什么也不给你，你拿着这个牌子就开始用，这个牌子也是一个牌子，用到最后加盟主也没有给我任何好处。中国的加盟商最后出现了什么？第二年第三年还用你的牌子，但是你想从我这儿收加盟费，没门，没戏。你想跟我打官司，反正我就跟你这么耗着，这种情况特别多。我们做的加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加盟费、每年的加盟提成都比较高，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在提供大量的服务。

　　提问：刚刚俞老师谈到中国的高考改革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很难看到。都知道中国的孩子非常辛苦，中国的民营培训学校，我想请您做一下展望。

　　俞敏洪：在现有中国条件下，严重地反对中国的高考进行改革。中国高考的改革只能是微改，把一年考一次变成考两次。那些出考题的人，摆脱自己的变态心理，尽可能把学生考的题目让学生懂。什么梯子不用横着放之类的这样的题目说出一点，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为什么反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就是因为高考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唯一一个有可能让自己的孩子还能走上重点大学的希望的考试。这个机会从一开始源头就不平等，机会不均等。什么概念？比如说中国政府的领导，从乡镇领导开始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能上最好，为什么？小学肯定能上当地最好的。当地政府的领导送到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从小享受优质资源，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所以他们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就会大，并不是政府领导的孩子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聪明。以北大为例，政府领导的孩子占据了70%的分量。怎么来的？是政府领导开后门吗？一个都没有开后门，因为北大的分数容不得你开后门。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领导的孩子从肚子里刚出来就享受了中国优质的教育，而普通老百姓没有。

　　但是如果把高考再变成推举制之类的，那就会更加麻烦。为什么？中国的推举都是权势推举。北大曾经进行过校长实名推举，后来这个校长跟我讲起来的时候满肚子的苦恼，为什么？他说推举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政府领导的孩子。我说那是开后门吗？他说是不是，这些政府领导的孩子还真的优秀。

　　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地中学校长归谁管？归教育局长管。教育局长归谁管？归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管。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归谁管？那就是市长和市委书记。中学的校长实名推荐的时候，北大允许只要这个校长认为优秀的学生就可以推荐，优秀的不一定是第一名，有可能1-10年都有，他要考察这个学生的综合能力，当这两个学生都合格的时候，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副市长的儿子，这个校长会推荐谁？百分之百是副市长的儿子。他可以推荐农民的儿子，表面上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市长也不会找他去发难说，你为什么不推荐我的儿子而去推荐农民的儿子？他也不去敢这么发难。但是三个月以后，这个校长要不下岗，找我来算帐。就这么简单。

　　明白中国这个东西多么复杂了吧？对于培训机构的建议，我一直建议中国应该多多发展民办教育。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民办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起不来，起来了很多人的目的也不存，很多民办大学并不是真的以民办大学向国际私立大学的原则在做这样的大学，所以实际上到最后就是举步维艰。一个是国家政策不支持，一是他们的资金实力不雄厚，三是一些办大学的人本身目的不纯(不是全部，是一些)。我比较主张培训教育，既然有了这样的先例，就是培训教育可以产业化，而且国家允许，我觉得培训教育是可以作为中国教育的补充分子来发展，只要国家认可，老百姓没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倒过来还能为国家交大量的税收，这个东西反倒可以作为一个商业性的操作行为，是全世界的通行规则。

　　至于说培训教育承担什么样的教育使命，这个是扯淡的事情。培训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把学习能力提高，把分数提高，使孩子们面对未来的竞争更加容易一点。培训教育包括像新东方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加大了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公平竞争。为什么？能到新东方教育的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农民的孩子不可能到新东方来上学。所以，实际上，新东方做的也是帮着本来已经有了教育机会的人更加有教育的机会，比如说新东方教出来的孩子，每年几万几万往美国和世界名牌大学走。但是我也有一个理念，这些人走了，后面的位子就空出来了。现在中国政府领导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我说挺好，我鼓励他们送。送完以后，北大的这个位置不就留出来了吗？留出来了，中国老百姓的孩子通过高考不就能进北大了吗？没钱上国外的大学，就有钱上北大，北大本身的学费也不高，而且全部有奖学金。如果你没钱的话，农民的孩子都有奖学金，我每年在北大资助50个同学，一次性把他们四年的学费都交完。像我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也有人马上跟我说了，你把政府领导的孩子送到了国外，他们又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教育，最后还不是这个政府领导的孩子得天下？其实我背后抱着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同时，如果按照我们的说法，他们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科技、思想理念以及体制、法律、制度，我希望他们带着这样的先进思想回国来，告诉他们的父亲们，你们在中国干的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是最先进的状态，你要向我学习。儿子对老子说的话，儿子是最愿意听的，寄希望于中国后一辈的人对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有所推进。就这么简单。

　　提问：朱总，我今天听了你重点讲的资本市场和企业发展，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一是你在演讲中提到一个月开两个小时的会，很轻松。你是靠着什么办法管理你那么多企业、那么多公司的？

　　第二个问题，汇源果汁2007年在香港上市，我刚听了融了多少港币，没听清楚融了多少亿。汇源发展那么快，再搞融资了没有？

　　朱新礼：6月10日我们三家企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经理就问关于管理的问题。其中俞敏洪讲了一个，作为创业家，一开始可能什么都管，但是到最后什么都管这个企业是做不大的。果业1992年开始就做浓缩果汁，到现在一做20多年，果业这个团队不管是18个工厂还是50个工厂还是他的执行总裁，我别说每个月2个小时，一年我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的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管理已经很成熟了。过去大事小事我也曾经管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把我累坏了，他们轻松坏了。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不要把自己累坏了，别人还不高兴，这是最傻了。所以我开始放权，同时也放责任，然后还要做到放心。果汁国业我就比较轻松。现在能让我放心的是农业这一块，因为农业这一块需要很创新的模式出来，目前在中国的农业还没有一个可模仿的很好的农业模式。在农业里面，它不光是单纯的种植、养殖、加工，也不是单纯的现代农业、有机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养生、养老，这个是把它揉在一起，就把农业新的模式、特点、特征和特性表现出来了。这个比较操心一些。

　　2007年我们在香港融资大约40多亿港币，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再去增资扩股也好，再去找金融机构融资也好，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无论是汇源还是在座的各位企业家，第一点要把自己的项目做好，再去跟资本市场对接。一般的资本市场对接有几种，一种是净资产1-3倍，或者市盈率5-10倍，或者上市30倍、20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像现在农业现在还没有什么，包括美国的、香港的、国内的很多基金、银行开始追着我们，他说不光给你提供融资贷款，还说能不能入个股。昨天国内一个很大的国资投的公司，对农业这个项目开始就要当股东。在目前真的是不缺钱，但首先是好项目，还得要好团队去运作。

　　汇源融资到了相对容易和轻松的时候。

　　程虹：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俞总和朱总，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