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回首与前瞻

　　曹理达 周慧兰

　　“入世效应”与十年高增长

　　如果没有入世之前人才、产业基础、贸易网络等方面的积累，这十年对中国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机会。

　　《21世纪》：入世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有哪些？加入世贸对国内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梅新育：入世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来看，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除了入世的推动之外，关键是此前的积累。如果没有入世之前在人才、产业基础、贸易网络等方面的积累，这十年对中国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机会。同时，世界经济在过去十年里也经历了强有力的持续增长，这样的天时地利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过去十年天翻地覆的增长。此外，上世纪90年代打击走私、整顿市场秩序的那场斗争，可以说决定了中国这十年的走向和命运，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入世之后有序发展、按照规则运行，而不是走向墨西哥、俄罗斯那种无规则的野蛮资本主义状态。

　　其实，入世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才提出来的。1972年，周总理和陈云就着手发展加工贸易，那时周总理提出来要搞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当时也研究了是否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根据研究的结论判断，入世弊大于利，就搁置下来了，等到1980年代才重新提出来。入世谈了15年，朱镕基说“谈的头发都白了”。当然这15年没有虚度，国内产业有了喘息和增强体质的机会，也在市场秩序方面赢得了整顿的时间。

　　入世使中国的“大国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在入世之前，很多人担心大面积、大幅度削减进口贸易壁垒会对国内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特别是像汽车等行业，尤其心惊胆战。但目前从结果来看，比当初预期要好得多。当时预估失误的原因，是低估了中国的大国效应。中国是大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在改革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才储备，在入世之后就能够发挥规模效应、范围经济效应，成倍增强中国的竞争力。同时，依靠大范围削减进口贸易壁垒，我们换来市场准入条件的广泛改善，赢得更快的增长。

　　入世对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的建设。在入世谈判进程中，我们已经对经济法规进行了清理，严厉整顿了市场秩序。而入世之后，我们又对国内相关法规等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全面的清理。二是入世的增量效应和示范效应。入世之后，外贸连续多年呈现两位数增长，对外经济部门与国际惯例接轨，增速远超同期GDP增幅。通过增量效应，国内市场化部分占比越来越大；通过部门示范效应，传统部门也发生了市场化改革。

　　张燕生：加入WTO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一项战略性部署。这基于两个重大判断：一是经济全球化时期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经济全球化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矛盾和风险的凸显期。因此，我们加入WTO，讨论最多的就是“狼来了”，对世界经济体系全面开放，对中国发展有利有弊，怎么趋利避害，化弊为利，这是我们加入WTO应对挑战、获得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的战略指导思想。

　　入世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我国的弱势产业能否经受住市场开放后的国际竞争压力。当时把国内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开放以后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肯定会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如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长足的竞争优势。

　　第二类是在一段时间竞争中还处于弱势，但入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如医药产业，包括一些已过专利期的仿制药、原料药和中药，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是有独特竞争优势的。

　　第三类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很难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如农业、汽车制造业和金融业。当时认为这些产业入世后可能会受到较强的外部冲击，有可能造成大面积企业破产、转产和停产，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激化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但从加入WTO十年的情况看，那些我们担心长期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形成了各自的竞争优势，如汽车制造业、农业、金融业，获得了更快更好的发展。

　　反思过去十年，我们发现，入世前，“狼来了”引起广泛争论；入世后，门打开了，狼却不进来。为什么呢？在入世前，中国的实际开放程度就很高了，在1990年代中期，我们的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就比日本还高。因此，加入WTO开放市场的风险实际上早就预先释放了。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致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会在入世后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回过头看，加入WTO的十年还是获益颇丰的：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进一步获得规范；二是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三是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预想狼要吃的那几头羊，最后都没有被吃掉。如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入世以后进步很大，加入WTO以后，国内市场的准入开放，很多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这是中国的内生性增长因素发挥的作用。再比如金融领域也进行了非常重要的改革，银行上市，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加快等，这是由WTO产生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我们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发生变化。

　　“与狼共舞”的本土企业

　　东道国投资环境改善、市场容量扩大，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机会增多，也意味着对外资的要求提高，竞争加剧。

　　《21世纪》：在过去十年中，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已在华开展业务。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对于中国的企业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当前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

　　张燕生：入世对中国真正的冲击不是在过渡期，而是在过渡期结束以后，在长期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以汽车制造业举例，入世以后，中国的汽车制造确实涌现了一批新的企业，但他们都是低端的。一方面，国际资本和国际大跨国公司对我们自主品牌企业的打压越来越厉害，跨国公司在低档车的价格上制定了非常有竞争力的倾销战略；在自主品牌做不到的中高端汽车领域，国际大跨国公司则制定了相对高价的竞争战略，始终保持着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国家想鼓励自主品牌、自主创新和自主营销，却发现面对的外部压力很大，会被指责为歧视外商投资企业。最后，自主创新政策对境内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也包括来华投资的国际大跨国企业。这对处于幼稚阶段的国内自主品牌、自主创新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于是合资企业以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名又推出了一批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和品牌，它们也可以叫自主，但实际控制权是被跨国公司掌握的。结果，我们的民族品牌、自主品牌既要面对外来跨国公司的竞争，也要面对合资企业的竞争，整体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搞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是否违反WTO准则？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怎么才能更好地实现本国的核心利益，这对中国是一个新的挑战。

　　梅新育：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产业

　　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完善的前提下才大量涌入的。外企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国内一些产业从无到有的快速建立，另一方面让中国的产业和产品在较短时间内，与国际较高的质量标准、生产模式等接轨。同时，外企进入后加大竞争，让中国企业提高了竞争力。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外企大量涌入，那时我们企业的综合实力还很弱，但新世纪以来，“与狼共舞”，我们玩得起，舞得起来。

　　不可忽略的是，这十年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是在超国民待遇逐步减少的条件下进行的。同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国内逐步形成独有的高效率增长模式。因此，我们越来越不需要靠财税优惠吸引外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大量涌入，表明了国际商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可。

　　当然，东道国与外资企业之间永远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东道国社会对外资政策和具体事件也会有争议。我觉得，我们实力今非昔比，有些以前需要直接管制手段的，现在可以用间接管理。而外企也需要明白，东道国投资环境改善、市场容量扩大，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机会增多，也意味着对外资的要求提高，竞争加剧。

　　当前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外企还是有超国民待遇。某些外企超国民待遇的获得，并不是仅仅依靠外资身份，而是因为这些外企的规模大，实力强，如果内资企业达到同样的实力和规模的话，相信地方政府会给他们同样的待遇。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超国民待遇和政府部门的腐败寻租行为相关。毕竟，其它条件相同，监督外资企业要比监督本国企业的成本要高，腐败行为暴露的风险低。这是监管部门要密切防范的领域。

　　“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

　　企业要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市场和管理创新。

　　《21世纪》：根据人口结构、资源禀赋等条件的约束，在我国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中，“中国制造”应如何定位？

　　张燕生：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要素成本方面，包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低水平的环保标准、低成本的土地。在这些条件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非常显著。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挑战，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人民币汇率、环保标准、土地价格及煤电油运，都比竞争对手显著地贵了。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再发展5-8年就是一个临界点。市场经济规则是，只要你贵，市场对你的需求就会减少，这意味着我们传统的竞争优势很难沿着这条路往下发展了。而新的竞争优势就是能不能把品质和效率提高，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应对方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从过去的代工模式走向自主生产模式，包括自主设计、自主生产、自主品牌、自主销售。代工生产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欧美经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低速增长期，代工企业的业绩也会因此被拉低。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较强劲的竞争势头，一定要从过去的代工模式中转变过来。

　　其次，转变低价竞争策略。过去，我们便宜，打遍天下无敌手，形成了一个“中国价格”。现在价格优势已转变到竞争对手那里，我们应转向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组织和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方面下更大的工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最后，对于企业而言，要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和技术创新。过去30多年，很多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都是简单模仿，“拿来主义”，甚至拿来的东西基本照搬，都不改，完全是简单的模仿。为什么各国都要求中国承诺知识产权保护呢？这表明简单模仿走不下去了。我们的企业要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市场和管理创新。

　　《21世纪》：原有的代工模式将以何种方式继续生存？

　　张燕生：过去大陆是为日韩、港澳台企业代工低端产品，而这些企业则是为世界发达国家做高端代工。下一步我们应该进军高端代工领域，去和日韩、港澳台企业竞争，替代日韩、港澳台企业目前代工的竞争优势。同时，自主品牌、自主生产的企业，如一些浙江企业，目前都处于低端领域，下一步应该走向中端或高端领域。

　　过去30年，中国模式的特点并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组装”，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中国组装”走向“中国制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农民工经过一周的培训就成了工人，而未来可能需要对员工进行长期的职业化培训。中国企业走向高端制造，必须要有一支经过良好培训的员工队伍。

　　经济转型中的外贸定位

　　出口是本，进口是为了支撑更有竞争力的出口，不能本末倒置。

　　《21世纪》：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五位。如何看待中国当前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未来如何继续增强？

　　梅新育：中国当前在国际贸易中的总量地位是相当高的，但在国际贸易受益分配格局中得到的份额还不是很理想。谈判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并不能一蹴而就，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在不同贸易领域的谈判地位和话语权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有的受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有的受经济周期影响。例如，如果出口加工企业从事的是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那么在收益分配格局中，得到的份额就比较低。产业组织结构方面，我们的一些产业集中度太低，和垄断竞争的巨头相比，我们的谈判地位肯定比人家低很多。

　　经济周期的变动对地位和话语权的影响也很大，突出表现在初级产品市场上。在大宗商品市场上，我们的地位和话语权薄弱问题近十年来非常突出。我国入世之后，全球初级产品经历了一轮牛市，中国需求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经济周期的这一阶段中，我们总体上只能处于被动防御的阶段，想要有大的改善，需要耐心等到初级产品牛市终结。

　　在很多领域，由于我们整体上处于卖方的地位，而且所供应的货物不是独一无二、客户非买不可的，就必定陷于被动。进口能力是一种权力。当买主给卖主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买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卖主接受、遵循自己的规则。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净出口国，我们受到进口国的进口权力的约束就分外突出。随着我们进口的扩大和支付能力增长，我们可以把进口能力转变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权利，从而增强地位和话语权。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过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有依靠国际市场进行消化。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外贸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梅新育：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生产的布局从来都不是以一个国家为单一的目标市场。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条件都比较完善，大国效应决定了中国的很多产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内在吸引力和外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产能必然向最有优势的地方集中。这样一来，从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我们是生产过剩的，但在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下，这是必然的结果，更是国家成就的体现。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收益，但不能搞成自废武功。

　　而在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应该有所下降，这是从价值形态来看。但是，外贸的绝对规模却是在不断扩张的，而且从实物形态上说，外贸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对资源需求的扩大，而国内的资源是不能满足需求的，必须扩大进口。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也伴随着国际制造业重新布局的过程。某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会逐步丧失比较优势，要转移到其他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预计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将大幅增长。

　　要应对这种转变，我们的贸易政策要相应调整，比如在降低进口税方面应当是原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优先，使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利益，而我们也将获得经济和政治回报。尽管在我们的外贸总额当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是我们改造国际贸易规则的突破口。相比老牌发达国家，他们更容易接受我们主导的贸易规则。

　　张燕生：中国的外贸将始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进入别人的市场，相当于你拿了别人的奶酪；别人进入你的市场，则是别人拿了你的奶酪。如果别人把你的奶酪都拿走了，下一步怎么办？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既要拿别人的奶酪，也要给予别人奶酪。我始终坚持出口是本，进口是为了支撑更有竞争力的出口，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不会因我们的顺差大而改变。

　　出口是本，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出口？我们去年的顺差是1830亿美金，而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顺差是3300亿美金，是我们总顺差的近1.6倍。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出口很多，但其中主要部分是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它的出口加工组装基地，生产得太多了。没有跨国公司的顺差，我们自己的一般贸易出口去年则是逆差472亿美金。

　　因此，下一步需要改变这个关系。招商引资相当于领孩子，领别人家养大的、有出息的孩子。但如果从上到下都热衷于领孩子，谁也不愿意养孩子，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一方面有太多的外汇，另一方面还在不惜代价招商引资，这就形成了一个发展方式的矛盾。未来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而不是变出口为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