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受贿案涉及金额超千万

　　马晓华 田享华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古谚用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身上，是最讽刺不过的了。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昨天从相关渠道获悉，张敬礼案已经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依法审理查明，张敬礼涉嫌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

　　本报记者获得的起诉书显示，张敬礼伙同被告廖洪炳印销自己编著的非法出版物《寿世补元》，并多次借机向一些企业索要此书。经查明，张敬礼涉嫌受贿金额逾百万元，而其非法经营额更是高达2300余万元。

　　“张敬礼通过卖书获得了更大的收益，这也成为一种敛财模式，更为隐晦。”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曾先后在天津某公司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并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350套，价值人民币19.81万元。

　　“现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行贿很正常，公司购买领导的书并不会发给员工，仅仅是一种交易的模式。”这家公司的职工对本报记者表示。

　　案起举报信

　　发布于去年6月的权威消息显示，张敬礼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职务。

　　他是继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之后药监系统又一名落马的高级别官员。

　　今年初，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张敬礼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张敬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

　　张敬礼被“双开”后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开信息显示，张敬礼1955年6月出生，安徽砀山人，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助理员；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保健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局长；2003年10月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消息人士透露，张敬礼最初被调查，缘自一封针对药监局高层的网络发帖，最大的可能是其涉嫌诬陷罪而被调查。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被控的三宗罪中即包括诬告陷害罪。

　　“网上有很多关于药监局内部的信息，而这些消息只有内部才能知道，为何发布于网上，后来经过查IP地址发现了是张敬礼指派他的秘书发布的。然后就开始调查此事。”上述消息人士曾对本报记者透露。

　　而张敬礼的举报信不仅仅是从网上发布，还通过信件像雪花一样散发，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最终，本想“举报”他人的张敬礼暴露了自己。

　　起诉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敬礼指使廖洪炳于2008年11月间，故意捏造廖洪炳曾请托他人办事并给予他人现金10万元及价值5万元虫草的事实，向中央纪委等部门实名举报，并在中央纪委调查期间，实名反映上述捏造的事实。

　　张敬礼还于2010年2月至5月间，故意捏造他人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事实，并指使另外两名被告向中央纪委等部门及有关领导邮寄诬告信共计1300余封。

　　天价书敛财

　　56岁的张敬礼“笔耕不辍”并不只体现在“举报信”上。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伙同廖洪炳于2008年10月至2010年5月间，印刷、销售非法出版物《寿世补元》一书第二版、第三版共计43000余套，非法经营额合计2300余万元，违法所得额约为1600余万元，张敬礼所获赃款大部分被追缴。

　　权威信息披露了《寿世补元》的敛财路径。

　　在起诉书披露的张敬礼受贿罪四大案例中，张敬礼都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提供帮助，除了一次索要38万元外，其余三次都是索要《寿世补元》一书，合计1400套，总价值79.24万元，平均每套566元。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在职官员通过著书立说用于权利交换的这一方式被张敬礼运用得淋漓尽致，而企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购书可以向领导送钱，也是当前一种交易模式。

　　目前媒体披露的张敬礼“著作”除了《寿世补元》外，还包括《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以及《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等。

　　一名熟悉出版业的人士直言，一般作者通过出书来赚钱并不容易，一是因为图书定价并不会高得离谱，二是因为销量是由市场来决定。

　　公开资料显示，《寿世补元》在其销售过程中有226元、368元等标价，566元正是此书在上述三起受贿罪案例中被披露的价值。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大博士生李绍章告诉本报记者，出书卖书赚钱表面上合法合理，实际上是变相的贿赂，“只是方式更加巧妙和隐蔽，本质上都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滥用。”

　　喜好著书立说的不只是张敬礼。

　　媒体此前披露，湖南省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判死缓)在位时也出过两本书，一本是《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一本是《岁月如诗》定价35元。有关部门查明，几年下来他共“挣”了3000多万元。

　　而一些地方官员落马前也有类似出书举动，他们或借此向一些有求于他们的公司索取出版赞助，或者强行摊派购买。

　　对此，李绍章还认为，司法解释或者立法解释应该列举阐释不断出现的新型、隐性腐败，比如明确通过强行摊派攫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可算贿赂，这样有助于控制腐败的变种。

　　李绍章同时表示，近年出现贪官著书敛财的现象也与出版市场的不规范有关系，一些书号的买卖为粗制滥造的书籍出版提供了机会，同时发行市场的不规范比如定价虚高、强行摊派等弊病也为腐败官员所用。

　　“因此，管理部门应该规范出版市场，查处这种不正常行为，同时应该鼓励监督，像被摊派对象完全可以举报，及时遏制贪腐。”李绍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