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用生命控诉战争

　　本世纪最初十年，记录了战地记者这个特殊职业群体的血泪。请记住玛丽·科尔文这个名字，当代最资深的战地记者。

　　本世纪最初十年，记录了战地记者这个特殊职业群体的血泪。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过去十年死于交火的记者过百。如果加上媒体辅助人员，伤亡将会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数字。请记住玛丽·科尔文这个名字，当代最资深的战地记者。

　　2012年2月21日，周二，在叙利亚霍姆斯为BBC作连线时，戴着黑色眼罩的独眼记者玛丽·科尔文显得很愤怒。玛丽·科尔文有近30年战地报道经验，几乎采访过非洲、中东、阿富汗、东欧巴尔干及南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的每一场战争。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她说叙利亚的局势是她见过最糟糕的。

　　玛丽的前同事汤姆·帕丁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样评价多少已经超出了记者报道时应采用的“克制”的语言。“我很少见到玛丽这么说。”汤姆说。

　　一语成谶。次日，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在炮击中身亡。她的死亡成为对叙利亚残酷、野蛮局势的最确凿的注脚。

　　她总是想再等等

　　玛丽出生于1956年，今年56岁，结过3次婚，丈夫都是记者，没有孩子。1978年她从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成为美国合众社的记者，6年后她到巴黎驻站，后转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这份报纸创立于1821年，同年拿破仑去世。它见证了近代欧洲的诞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起来只能算它的后辈。

　　从1986年起，玛丽做了10年中东记者。她和卡扎菲上校、阿拉法特谈笑风生，也曾在黎巴嫩内战中报道贝鲁特南郊难民营里的大屠杀。随后她的报道方向扩大到世界所有战火纷飞的地区，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东泰米尔以及后来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数十年做战地报道。炮弹、废墟、死亡、绑架和白兰地替代了同龄人应有的平常生活。而对于其他战地记者来说，玛丽·科尔文是战地最资深最长寿的大姐大。记者们会开玩笑说，如果在报道现场遇到玛丽就说明来对了，这地方一定会有重要新闻。

　　汤姆和玛丽合作过4年，玛丽如果在战区采访，汤姆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玛丽打电话。如果有危险，他会劝玛丽离开，但后者总是想再等等。汤姆说，玛丽是最让人放心的记者之一，能够照顾好自己。

　　事实上，在2月21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编辑也曾劝玛丽离开，但被拒绝了。

　　“玛丽经历过太多危险的时刻，也去过太多危险的地方。”汤姆说。“我们觉得她不会死，也不会遇害。”而其他同事则未必有玛丽的底气。琼·斯万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各被绑架一次。汤姆·沃克尔在阿富汗采访时，因为去采访的车里坐不下而幸免被杀的惨剧。玛丽则在2001年的斯里兰卡丢掉了左眼。

　　玛丽看上去并没有接受教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巴格达，玛丽是少数出门不坐防弹车的记者之一。她喜欢打出租车，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2010年，她作为战地记者的代表在英国伦敦的圣布莱德教堂做演讲。在演讲中她说战地记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准确的细节报道战争的恐怖。

　　尽管手机互联网让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变得更为透明。但一般人还不能像参观马戏团一样去战区做报道，再传上互联网。所以，要了解战场所在地的真相，就必须有记者冒着挨枪子儿的风险去实地调查。

　　“我们总是问自己为这样的报道付出的风险是否值得，以及如何区分勇敢与鲁莽。”玛丽在演讲中说。她的答案是值得，哪怕她为此付出了左眼。

　　可是一切总有意外。挪威的资深战地记者安德勒斯·马格努斯的体会是，很多时候情况没有办法预判。“我想玛丽在霍姆斯可能也是这样，她没有预见到这种危险，没有预想到敌人有多凶恶。你想去霍尔姆斯报道是正确的，但同时，你也要兼顾你自身的安全。但这很难。”安德勒斯说。

　　曾经常驻加沙的中国记者周轶君则认为也许这份工作与个人的性格有关。“我听到好些记者为做战地报道找理由，但骨子里他们就是不安分的人。”

　　周轶君说，每个去战区报道的记者都想活着回来。很多经验告诉他们危险可以克服，而且能够更大胆一些。

　　“我见过的战地记者通常不会谈困难，只会谈对采访过程的享受。”周说。

　　“死亡数字打动不了人”

　　从黎巴嫩贝鲁特出发去叙利亚之前，玛丽也曾与朋友说，希望早去早回。并不是所有的战地记者都可以去叙利亚，因为那里的局势太复杂，除非是像玛丽这样的资深记者。

　　有近30年的战地经验，玛丽对流弹与迫击炮弹落下的巨响早已习以为常，也许她并没有想到叙利亚的情况会超乎想象。在进入叙利亚的两个星期，她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的标题是《炮弹如雨》，第二篇是《我们被大屠杀的恐惧所包围》。

　　在最后一篇报道的开头，她这样写道：这是一座饥寒交迫的城市，炮弹爆炸声和阵阵枪声在上空回响。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在他们的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可以用柴油锡炉取暖，但没几家人有柴油了。冻雨滴满坑洼处，雪飘进玻璃尽失的窗户。商店全都紧闭，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

　　“玛丽总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报道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恐惧和痛苦。”汤姆介绍说，玛丽和那些住在酒店出去转一圈就回去的记者不同，她会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以获取最深的细节。“死亡数字打动不了人，必须让读者感受到现场的细节，才能明白战争的伤害。”

　　没有玛丽和其他少数的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在伦敦、华盛顿及纽约联合国大楼办公室的官员们就没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人道灾难正在上演。

　　英国BBC记者马丁见过玛丽三次，最后一次是在阿富汗。对于玛丽，马丁印象深刻：玛丽是个好伙伴，也是个优秀的记者。她相信记者要揭发政府的谎言，要到很多人不敢涉足的最危险的地方，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着重报道当地人的苦难，从而促使扭转当地的状况。正是因为有玛丽·科尔文这样的记者，外界才能听到来自当地的声音。有些记者就是愿意牺牲生命，来揭露盛行于世的罪恶。

　　“我相信，如果没有记者，这世界将会变得极其糟糕。”马丁说。

　　“我不记得玛丽哭过，但她经常愤怒。”汤姆回忆说。如果玛丽无法从报道中脱离出来，会和编辑或者朋友煲几个小时的电话粥，舒缓情绪。

　　在战区奔波后，玛丽不会像有些记者那样躲到家里，让自己平静下来。汤姆表示，玛丽经常在家里举行大派对，或者出去找朋友玩。如果情绪实在不佳，她会和朋友驾船出海，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待上2个星期，像过去的探险家一样，和风浪斗一斗。

　　“总之，她很有热情。”汤姆说。

　　在斯里兰卡失去左眼之后，玛丽的心理防线濒临崩溃。汤姆回忆称玛丽当时不爱见人，但会去看心理医生。汤姆说，她在外人面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坚强的一面。

　　记者成为战争的参与者

　　战地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参战方不再把记者作为绝对的中立者，而是作为敌人或潜在的人质筹码。据业内人士估算，2011年死亡的记者与记者助理的数量为68人，其中绝大部分拜战争所赐。

　　在2010年的演说中，玛丽提到近年来战地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记者们成为当地军事集团攻击、杀害与绑架的目标，而不是像红十字组织一样的中立者。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其他战地记者也有类似的感受。

　　美国记者和英国记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会更小心。欧美的战地记者在去采访前通常会接受专业的训练，有时是军队培训，或者是像AKE这样的大公司。而他们培训的课程必然包括绑架、如何处理伤口以及撤离。

　　“在战区永远不要一个人出去，也不要带武器。”安德勒斯说。

　　事实上，今天媒体已经成为战争的一部分，报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南方周末记者在利比亚的战区班尼沃利德曾看到，围观的记者数量甚至超过战斗人员。哪怕在几十年前，围攻一座沙漠小镇的战斗还算不上什么，但是通过BBC、CNN和各大报刊，一座小镇会在瞬间投射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进而引起全球决策者的反应。

　　就在玛丽去叙利亚之前，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赴剑桥大学演讲。演讲中他解释了为何北约不积极介入叙利亚，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介入后，局势会稳定。据周轶君介绍，在玛丽的报道之后，英美的政治家们显然将面临选民的压力。尽管他们依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但必须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做点什么。

　　在炮击中幸免于难的玛丽的同事们，目前还在霍姆斯继续做报道，也有人选择撤离。

　　“干战地记者这行很多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汤姆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平常的生活，而且上了瘾，没办法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