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新兴产业遭遇多重发展困境

　　难引顶尖技术考验大国创新体系

　　□本报记者 顾鑫

　　“十二五”开局之年即将结束，距离去年10月份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则一年有余，在政府部门支持、产业政策引导和各行业企业努力之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已经取得很多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比如光伏企业“破产”传闻频出、风电产能过剩、LED照明企业批量倒闭、电动汽车关键材料依靠进口等。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不同行业的情况也不一样，但从共性来看，核心技术、政策扶持、自主创新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短板”，从而制约了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逐步予以补齐。

　　发展是硬道理

　　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提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关于决定出台的背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说：“一是金融危机引发经济持续低迷，全球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和政治的博弈；三是我国经济本身发展需要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升级，以突破资源能源和环境制约，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四是目前电子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说：“金融危机以后，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是保经济增长、救急用的，但不能解决中长期问题。决策层也认识到，每一个金融危机最终都是因为缺乏新技术革命、重大的产业革命。因此，从根本上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新的技术，特别是能够带动经济长期繁荣的技术。”

　　决定出台至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刘峰举例介绍，我国已经拥有3G和4G网络技术标准，基于TD-SCDMA的3G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经过前两年的艰苦竞争后日渐成熟，目前已经与WCDMA，CDMA2000一道成为我国的主流。基于我国自有4G技术标准TD-LTE的示范网络建设在全球展开，国内外著名大厂商都积极加入，近期就可能进入试商用阶段。

　　当然，对于政府这一轮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做法也存在异议。有学者认为，政府干预的痕迹太重，政府的手伸得太长。新兴产业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非常大，产业规划很难设定其发展路线。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经历一种理念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表示：“所谓战略性就是有选择性。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背后有一套较完整的方法，其中考虑较多的因素是：在这些领域中国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不做低端、跟随、简单加工，而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领跑者、规则制定者和技术高收益的收获者。中国确实借鉴了一些国外鼓励产业发展的做法，但是至少从中央政府的层面没有想用政府之手替换市场之手。”

　　郭戎同时强调：“新兴产业的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由于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未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另外，要注意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肯定会存在不确定性，这是社会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据媒体报道，新能源产业迎来“冬至”，新能源汽车仍待“走出概念”，有的新材料子行业低端产能过剩。业内分析指出，这些行业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是关键技术不过关，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专利上受制于人，有待进一步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技术引进，家用电器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郭戎说，“但是，目前很多产业已经走到了模仿的尽头，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比如白色家电，我国已经做成了全球老大，发达国家保留了源头的核心技术，中国企业必须予以攻克。”

　　关键技术没有取得突破，意味着无法改变专利上受制于人的状况。郭戎认为：“WTO最核心的规则是两个，一是保证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的规则，一是保护知识产权。在技术先发国家看来，在实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维持自身优势的前提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中国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发达国家会利用政治、经济、商业等各种手段对中国保持知识产权的高压态势。如果我们自己突破不了核心技术，绕开或者甩开重重包围，中国企业只能处于产业的低端。”

　　专家表示，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正逐步扩大，保护力度正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跨国公司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和市场优势、挤压竞争对手的重要策略。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明确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并把其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对于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日益增强的形势，赵刚说：“国外从企业到政府有一套很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而且运用得很熟练。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企业要有取得知识产权、保护好知识产权、拿知识产权作为防御武器甚至是进攻武器的意识。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交了很多学费，主要是不懂，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

　　要摆脱在专利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企业就必须突破关键技术，取得自己的专利。刘峰说，“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新老产业交替，新老企业交替，都存在激烈的技术和专利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全球性的。目前产业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全球化，即使是行业龙头企业，能拥有5%以上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就已经很强了。行业内企业合作竞争，交叉持有技术专利，是未来长期存在的一种状况。”

　　“在有些领域，中国企业被技术锁定，沿着别人的技术轨道走，可能永远是追赶者。但是，当前中国企业正面临特别好的机遇，重大的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很多产业的技术变化很快，在此过程中技术将变轨，中国企业借此可以实现跨越，从技术的追赶者、跟随者变为领先者，掌握主动权。”赵刚说。

　　政策扶持不应盲目

　　除了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另一个短板是产业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变味”，导致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

　　以LED照明行业为例，多年前政策就开始扶持LED照明产业，在政策刺激下，行业新增了很多产能，但是由于缺乏研发实力，造成现在低端产能过剩的状况。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LED企业约有4000家，而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中游封装企业、300多家下游应用企业倒闭。LED企业倒闭的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深圳，而是行业共性问题。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陈燕生说：“政策没有支持基础的研究开发，支持的都是‘炒作’，甚至只要投资LED就给资金。政策不应当干预企业的投资，而应让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现在企业投资找政府而不找专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对于这类情况，郭戎说：“某些地方确实有一定的盲目性，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三位’必须通过‘一体’来实现，既只能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一些地方过于急功近利，特别是这些地方的政府之手已经越位，但在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又往往严重缺位，从而使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场的意志。如果用这种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会回到老路上，得到老的结果，难以改变全球分工格局。”

　　“简单地招商引资，等待国外技术的引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大家都想着去赚简单的钱，而不是啃硬骨头，就会带来上述的盲目投资。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确实从技术起点上已接近或完全达到国外先进水平。然而，只吃‘快餐’的行为会导致自主技术被压抑，结果是，又走上一条别人做技术源头和附加价值高的环节，你只能把产业末端拿来，被锁定在低端环节上。”他说。

　　据媒体报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期间获得的社会总投资规模达到10万亿元。专家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研发的投入超过1万亿元，产业化的投入应该是研发的十倍甚至百倍，因而实际投资规模应不止10万亿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规划的发布，能否换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发展，关键在于资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的方向比较明确，主要是抓两头，一是研发方面，通过大量的科研计划、科研项目对竞争前技术研发(竞争前技术研发是一种基于能应用于未来商业或为特殊的商业原型所进行的早期非常不确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进行支持，研发的主体是企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由政府组织研发；二是启动市场，新兴产业被市场接受的程度比较低，各种配套设施比较差，需要政府首先来应用、示范，进一步拉动全社会的消费。”赵刚说。

　　创新障碍需要破除

　　专家一致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紧密结合。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和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正在阻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些国内外制约因素，应当予以破除。

　　从影响自主创新的国内因素看，关键是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今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对具有战略方向性关键共性技术，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正是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体制问题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赵刚认为，如果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时间，但是成效却不明显，还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

　　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有如下表现：比如统筹协调的能力不足，很多部门在管研发，有军口和民口，民口中还有中科院、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等，科研经费的使用越来越多，但是存在低水平重复投资的情况。再比如，在扶持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存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享受的待遇不对等的情况。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处在同一个技术水平线上，前者只是在规模生产、垄断经营方面有优势。此外，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需要结合得更紧密，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更贴近社会的需求。目前做基础研究的不基础，做应用研究的不实用，这一情况比较普遍。行政化导向，导致科技工作者的出路就是要当官，风气比较浮躁。创新的文化不允许失败，导致每一个课题结题都声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郭戎表示，中国的科技水平总体上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条件已经突破了现有的体制、政策给它的空间。比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对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缺乏足够的兴趣，同时还在收购创新型中小企业，将其新技术封冻起来。这并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影响自主创新的国外因素看，外资企业正在中国攻城略地，抑制中国的创新能力的发挥。这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政府部门也应当有所作为。

　　郭戎表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抑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进行很多战略技术的并购，之后继续培育或者封冻起来；二是在中国企业把某个产品刚做起来的时候，利用自身的市场支配地位大幅度降价，进行不正当竞争。这些目前尚没有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重视，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