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移民潮的底下

　　第三波移民潮的底下

　　记者/贺莉丹

　　中国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而在公众眼中，这个被命名为“中国富豪”的群体形象，多少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掌握着财富的社会中坚阶层，究竟是怎么看待和解读海外移民的？

　　富豪群体的分化

　　在《新民周刊》记者所接触的这些中国富豪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其产业规模已逾亿元人民币。他们对外界保持审慎的距离，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倨傲。

　　对于投资移民，他们的态度，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描绘——

　　首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默默地获取了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多年。其中包括一些80后的企业家二代，他们获取PR的方式，可能是他们的家族给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也可能是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刚好拥抱了技术移民的政策，就顺势而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跟外人主动提及这个身份的变更。他们的财富累积，依然扎根于他们的出生地中国。这与他们在获得PR之前，并无改变。

　　唯一有所调整的只是，在他们所处的被称为“太空家庭”的家庭模式中，彼岸的“福利”正在或即将被让渡于他们的太太与孩子。国外的优质教育、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以及民众文明的教养，不乏吸引力——这些都是当初他们选择移民的初衷。

　　其次，还有一部分人，将投资移民作为未来人生的“几年规划”之一，跟记者交谈时，他们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对移民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已多次往返于中西两地，故而他们认为，“移出去，是早晚的事情”。那种理所当然的神情，写在脸上。

　　有趣的是，当记者询问这部分人，“优先考虑的移民地是哪里？”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市场经济高度繁盛的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其次是新加坡，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亦在考量范围之内。而他们的一部分亲朋，早已经在这些国度生活多年——这种依托血缘、乡缘纽带存续的社区模式，正是华裔社会的传统。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跳脱常轨，他们神情自得，坚定地对移民说“No”！在这部分人看来，经济上的自由度已经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领地，国外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度假、购物或探险的好去处。看上去很美而已。在他们的眼中，喧闹的奔腾的中国仿佛一条行走在康庄大道上，这里是国际化竞争中全球最大的市场，人群熙攘，生机无限，机会遍地，使人血脉贲张地去等待一场随时上演的好戏——“为什么要将自己家的地盘，拱手让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界称呼的所谓“富豪”，他们对这种笼统的“贴标签”的方式，持有本能的反感，他们不客气地直指那是“炒作”，并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直接说，“称呼我们为企业家，可能更为恰当一些。”——他们中的一位，这么告诉本刊记者，而他本人，穿着朴素，行使低调，目前正在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寝食难安。

　　你不得不承认，这种选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他们日益觉醒的个体色彩。就像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此外，一个值得观察与反思的现象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胡润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这一数据，秉持相当不确信，“比例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被调查的中国‘富豪’样本，是怎么选择的？对于所谓中国‘富豪’，究竟是如何定义的？”他们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这与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对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移民富豪数据也是不认同的，他敏锐地提出他的疑问，“他们得出的这种关于移民富豪的比率，分子、分母是什么？中国究竟有多少千万富豪？他们中间，已经移出去的人、正在申请移民的人，又有多少？”

　　海外移民的拐点

　　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就谈到，在乡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

　　这位以足迹丈量乡土中国的社会学泰斗，是如此解析中西方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巨大差异的——

　　“西方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特定的捆、扎、把”；中国的社会格局则与之大相径庭，“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华人社会的关联，正如这样一个个蔓延于池中的同心涟漪。这就很能解释各国的Chinatown(唐人街)随着华人移民的步履，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生机盎然。

　　而与乡土中国的迁徙流向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富豪移民潮，滋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的今日之中国。

　　这与历史故事中描绘的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卧月眠霜，是截然不同的。而现在，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走出国门的中国富豪们，已经将其作为一种自己可以决断的主动选择。

　　关于移民的这篇断代史，而今已经有了新的拐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有一部份中国富豪通过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了PR或国籍。

　　回头看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三次移民浪潮如何席卷了中国大陆的——

　　第一次移民浪潮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一批留学生与混迹偷渡客中的底层劳工远赴他乡，开始了在异国打拼生涯，那真正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一段漂泊岁月，甘苦自知。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批中国大陆优秀的中产阶级与专业人员，依赖技术移民的方式，在他乡改头换面，白手起家。

　　而自2000年左右，一些中国大陆的新富阶层用一种更为便利的投资移民的方式加入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这些人不会为了果腹的牛奶和面包而忧虑，他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寻求孩子的优质教育、更清净的环境、个体急需的安全感与个体价值的提升上，他们以空中飞人的方式获得家庭团聚的机会，并将其事业版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绑定。

　　为什么要移民？

　　而我们需要解读的是：这些所谓的中国富豪，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移民？

　　在他们眼中，在那个陌生国度，他们可以迅速获得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制环境，以及他们最需要的安全感，有些人或许还可能进行资产转移。他们不必为转型中的中国，再等待，再去支付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

　　30岁的董铭现在是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威力，是一家年销售额过亿的浙江省最大的民营冲压机企业。董铭的父亲，曾跻身于中国5万名亿万富翁之列，两年前，就已将这个自己一手创下的家族企业全权交给儿子董铭打理。

　　虽然现在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企业家还没有移民，但他语气笃定地告诉记者，“以后有机会，当然要去移民”。

　　董铭与他的太太有移民的想法，主要考虑到的是女儿的教育问题。国内的残酷竞争的教育体制，让他们感觉极为不放心，孩子们活在考分的阴影下，这种感觉，董铭亲身经历过，不想女儿再踏足同一条河流。虽然他的女儿现在才8个月大，但对孩子的教育选择，关乎未来，如果可以，他希望女儿从小学开始，就在国外度过。

　　而子女的教育选择，这也是许多人在移民的理由排行榜上，比较靠前的原因。

　　其次就是环境问题，地沟油、苏丹红的新闻常常飘来，董铭已经不敢去外面的饭店吃饭了。而在他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分布着几个药厂与垃圾厂，车行经过，“臭味很重”。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是他们主要需求之一。

　　前述招商银行的财富调查报告就显示，排名富人移民海外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养老做准备。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看来，尽管我们现在有了《物权法》，但是，不管是这些富豪，还有有权有势的官员，都没有一种真切的安全感，“至少，对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这种观点，在我们的采访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对于他们而言，选择投资移民，“不过是在自己的护照上加上一个小小的标记而已。”

　　“只是一条退路而已，不过是我每天需要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一位坐拥亿万资产的富豪神态自如，跟记者这么轻松地调侃。

　　对于财产安全的担忧，则是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投资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位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老总告诉记者，他们这些为民营企业打拼的企业家，在当地属于“弱势群体”，在跟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行事如履薄冰，“即便是一个税务科的科长到你的公司来了，地位都比你高，都比你要强势。你的企业再怎么强大，到那会儿都得像小丫鬟一样，人家说怎样就怎样。”

　　而雒小平不无感叹地告诉记者，他可能也会考虑移民，“这个都是缘分，时机成熟了，就移呗！”

　　雒小平是陕西茂源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创建于1993年的民营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2050万人民币。雒小平是咸阳当地名人，曾与潘石屹、王石等并列，被建设部和《中国房地产报》推介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卓越贡献100人”。

　　他坦言，在创立企业的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国内的法制环境。”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胡星斗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区分富豪移民与官员移民两个概念，“富豪移民和官员转移财富都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安全感。富豪移民，有些资金还会回流到中国投资；官员转移财富，恐怕他们早就想弃船而逃。”

　　梦想与现实

　　移民，可能会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梦想中的生活。

　　46岁的雒小平还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茂源号”——一架通体黑色、15米长的美国罗宾逊R44—II型直升机。曾经在一次练习海平面上的飞行中，雒小平追着一只海鸟飞了有20分钟，“它飞到哪我就跟到哪，结果把小鸟累得没劲儿，一头掉海里去了！”

　　这位中国富豪十分沉迷于飞行，并不掩饰，“我不在乎上《福布斯》”，在跟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有着西北口音的地产商，这么大大咧咧地说。

　　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受目前国内的基础设施跟空中的法律法规所限，雒小平的私人飞行梦难圆，那架崭新的罗宾逊，“飞也飞不成，在一个地方放着，就跟一个摆设似的”。

　　“如果移民了，飞行，倒是变得很容易了。”现在，他这么说。

　　审慎的低调，在中国，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必须的生活常识。像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富家子弟约翰·珀西那样，压低了嗓门儿悄悄地对他的同学说，“那根本不算什么。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卡尔顿饭店还大哩。”——这显然不会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项，因为这太不安全了。郭美美式的炫富，他们大多嗤之以鼻。

　　已经获得美国PR并已是一个小男孩母亲的顾曼笛(化名)觉得，在中国，如此的炫富，不仅对孩子的成长不宜，而且容易招致危险。曾经发生在深圳校园附近的儿童绑架案，让她一度感觉惶恐。

　　几个月前，顾曼笛回过一次国内，先生开车，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前方还是红灯的时候，后面的车辆就不耐烦地在滴滴滴地警示，这让她坐立不安，她感觉，“仿佛时时在赶赴一个生死盛宴”，是一件极其考验脑力的事情。生活的细节远比宏大叙事，能够撼动人心。移民，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如此。

　　中国，永远的橄榄树

　　“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有句夸张的话这么概括。

　　普通人都有感觉，自己周围有朋友在办理移民的。学者张鸣当然也有这种感觉，他有学生就是如此：自己在国内打拼，把太太和孩子放在加拿大。“这样的‘太空家庭’，现在有很多。”现在，张鸣也这么感叹。

　　但事实上，基于自由迁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富豪移民“设限”，被一些精英阶层认为是愚不可及的做法。而对于所谓的移民中国富豪群体规模的统计，难度可想而知。而这些如蚂蚁般忙碌，将太太和孩子送到国外的被观察者，已将移民视为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当然，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愿意站出来，好好谈谈他们的困惑。

　　鉴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情况，在投资移民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获得PR，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国籍，他们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做事业，显然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顾曼笛清楚地记得，作家三毛在《哭泣的骆驼》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一个美国背包客搭乘荷西的车，准备去荷西任职的西班牙公司的工地上看出矿砂时，那个凶巴巴的警卫挡了这个人一会儿，后来这个人把他的背包一举，说——我是美国人。他就这样进去了。荷西接着就去洗澡了，在冲水的声音下，三毛突然听见荷西怪声怪气的唱起英文歌来——“我要——做一个——美——国——人，我要——做一个——美国人。”

　　在顾曼笛看来，这只能说明，美国国籍或绿卡的确为公民去一些地方提供了便利，但她不会因此放弃中国国籍。跟她一样，已经在2006年获得新西兰PR的企业家二代陈适之(化名)也十分珍视自己的中国国籍。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个、120个、130个和122个。

　　所谓的PR，不过让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更为便利的出行而已。而中国，才是他们永远的橄榄树，永远的故乡与依恋。

　　而雒小平的身边，移民的朋友很多，“只要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基本上都移民了”，他这么感叹。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家庭大多保持“太空家庭”的生活模式，由先生们依然在国内打拼，但即便是移民了，他们也很少会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

　　但是，在主观意愿上，雒小平是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的，他也自认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在国外做“寓公”的生活，如果有一天移民了，在他看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到了别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像在家乡的那种感受；你不是他们那里的人，你就永远都不会有一种归属感。”

　　而所谓一切的社会责任感，在雒小平看来，都是以“首先保护好自己”为前提的，“有安全感了，才谈得上为人做点事；没有安全了，哪谈得上这些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移民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比如说，“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就不会将移民作为自己的人生选项。

　　这位生于80后的女性家族企业接班人，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在中国，我的这个房子已经都盖好了，我不住这个房子，而要再跑到美国、加拿大去盖一个房子，这完全没有必要。再说，我的这个房子在中国升值的可能性比美国、加拿大升值的可能性还要更大呢？”

　　许涛芳的大学，是在新加坡一家商学院读的，她选择的专业是工商管理。在大学毕业前后，她曾经有过一次拿新加坡PR的机会，但是，她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上海女孩当时的感觉就是，“新加坡短期去度度假，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必须要回到上海做事业，我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是在上海。”

　　回国创业的几年间，许涛芳一手创办的“添香”，开发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她本人也在去年入选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十大风云人物。

　　她也不断接到那些希望她办理移民的中介的电话或电邮，但是这些都无法撼动她的想法。她周围的人并不会过多讨论移民这个话题，因为这只是个人人生的选项之一，何况，在她的印象中，她周围的人，“该移的，应该都已经移了；该拿绿卡的，应该都已经拿了”，他们选择的移民目标国，多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

　　虽然许涛芳现在还没有做母亲，但她的想法是，即便是她以后有了小孩，也绝对不会把孩子单独放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从而让自己错失孩子成长中的每个环节，“这母亲对孩子的这种在日常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比单纯只看把孩子放在哪里接受教育，我觉得更有意义”。

　　目前，许涛芳也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与生活氛围，“作为企业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投资环境，哪里有机会这些因素。一般对于在中国的那些企业做得好的企业家，他们不可能完全脱产到完全呆到国外去，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有可能是把家人送到国外去，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扎根在国内经营事业的。比如说，他是在国内做房地产的，他现在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房地产呢？”

　　她常常出国，刚刚从尼泊尔和不丹旅行回来，在更早的今年7月份，她去了美国一个月，感觉曼哈顿跟陆家嘴，“看上去也差不多”。也并不认为，等签旅游签证有任何不方便之处。

　　在她看来，“选择不移民的企业家，是看好未来的中国的发展的。”

　　值得担心的是，作为移出地的中国，是否正在面临大量资金或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流失？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表达了此类忧虑。

　　该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张鸣还有一个担忧在于，富豪移民一旦成潮流，不但意味着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还可能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对社会其他阶层造成负面影响。(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部分受访者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