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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卡消费调查:并不是万能反腐卡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11 02:4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姚建莉

  “就好像公车上的ETC系统一样,公务卡就是公务消费的足迹,不管你往哪里走都一清二楚,一用就会暴露行踪。”1月9日,多年力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本报称,尽管自己还未开始使用,但他对公务卡的期待颇高。

  按照财政部新近下发通知,从今年元旦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16项公务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到今年年底前,这一制度将扩展到所有基层预算单位。

  1月4日,白酒股指下跌4.38%,创半年以来新低。有调查显示,高端白酒消费中公务消费超过50%,“买的不喝,喝的不买。”叶青称。

  此间一张初始余额为零、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在编人员)人手一张的普通信用卡,迅速成为近日议论纷纷的反腐利器,并被认为参与“打压”了白酒股股价。

  公务卡是否真有奇效?

  浙江省政府某部门公务人员邢君,自去年开始使用公务卡,他在认同叶青说法的同时,也有些担心:“公务卡可以有我每一笔公务消费的记录,但不能保证记录的真实性。”

  “发票可以少花多开,银行小票也可以少花多刷;政府部门要刷卡,不能消费高价酒,但找下属企业买单照样做,只要是想动歪脑筋总是有办法的。”邢君强调,这些本质上是制度和持卡人观念的问题。

  现实:使用率较低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叶国文领到公务卡已好几个月。

  2012年1月初他对本报回忆称,去年下半年,一张印着“浙江公务卡”、透支额度为5万的金黄色工商银行卡发到手里,“财务鼓励我们多用卡少用现金”。

  但由于没有强制规定,他至今还没用过,“我出差最多花几百块钱,用现金方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对方安排的,不需要自己掏钱”。

  这项叶国文使用不多的改革举措,肇始于2007年。当时浙江省10家省级预算单位试点使用公务卡,规定支付内容包括差旅费、招待费等,科级及以下干部透支额度3万,处级干部5万。

  “厅局级没有具体规定,他们一般都不需要自己付钱消费。”邢君称。

  随后的两三年,改革在浙江省其它部门陆续推开。邢君的单位也是其一,在2011年单位为他们统一办了中信银行公务卡,但同事们的使用率也不太高。

  “除公务外,还可以用这张卡刷私人消费,只要及时还上就行,但我从未用过。透支额度为3万,我就刷过两次。”邢君说。

  邢解释称,由于经常跟随集体出差,费用都由行政处通过付现金、挂账、银行转账等方式解决;即使必须自己买,他一般都用自己的储蓄卡,怕公务卡透支还款麻烦。

  他记得有一次他用公务卡给部门出差买机票,有点麻烦,“十来个人刷了一万多,但按规定同事的部分不算我的公务消费,所以财务把钱打到我的私人卡上,我再划到公务卡上。”

  但也不乏方便之处,“过去申请出差和回来报销都要打报告,找领导签字;现在直接可以走,回来时拿交易凭条和发票,直接到财务报销。”

  对账时,财务会将交易凭条作为会计原始凭证入账,只要凭条和发票额度一致,住宿不超标,财务就会盖章,“快的话当场可以转账。”

  不过通常财务会花上几天时间,才将核对后的金额打到他的卡上,使余额重归为零,“有时候会错过还款期,我就得自己先还上”。

  如果不小心将交易凭条弄丢,“我还得到银行自助终端重新打一份,如果财务盖过章的,就得到银行柜台办理。”

  一般一年内的消费纪录,银行都可以当场提供,“一年以上的得填申请表,需要过几天才能拿到。”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比起现金时代,叶国文认为公务卡给乱消费设置了一定的技术难度,“POS小票上细目和场所显示,让财务有据可查,特别是去娱乐场所,一目了然。”

  “不少单位出差都坐头等舱,但实际上不同级别标准不同,公务卡一对一后就不能随便充数了。”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指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对此分析称:“因为过去只有一个单位账号和公款消费总额,是一笔混账,现在以个人卡名义报销,能够将每个人的消费区分开来。”

  在浙江省级预算单位改革基础上,湖州、温州等市级预算单位还各自设立了余额为零的单位公务卡,支付水费、电费、公积金、医疗保险等同城委托收款业务。

  根据湖州市财政地税局国库处副处长徐慧的介绍,“单位卡不能用做其它交易,只能进行银行转账。”

  据徐介绍,自2010年11月推行公务卡开始,到2011年11月已推行到全市189家预算单位,湖州市一年内公务卡统计消费240万,“这只是一小部分,现在公务消费多数还在用现金支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浙江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湖北省、上海市等地,公务卡目前的使用率较低,“中央的发文可能是个转机。”叶青说。

  并非“反腐卡”

  这一张公务卡,其实并不是万能的“反腐卡”。

  客观上,邢君认为,要通过公务卡实现编制内人员自己消费自己付款就很难,“越到上级越不需要,虽然他们的透支额度更高,但出差都是秘书办理,财务没有理由也不敢不报销”。

  而核心的“三公”消费腐败问题,如转嫁给其他单位、“吃回扣”、套现等,更无法靠一张卡解决。

  事实上,邢君提到,“目前的公务接待一般由部门行政处安排饭店,相关科室签单就行。”如果来宾觉得饭店条件不好,他就会带他们到附近的城市考察,“就由当地解决了。”

  一般到外地考察,公务人员的所有费用多由当地负责,有了公务卡也能如此操作,“甚至会比现在更严重,这给了地方巴结上级领导的好借口。”邢君透露。

  而财务那边,“部门领导打声招呼就行,甚至会主动帮忙向财政部门拿钱”。

  2011年11月25日,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的通知》恰有规定称:因特殊情形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应报经单位财务部门批准。

  该通知规定了可以不刷卡的情况:如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地区发生的公务支出;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消费在200元以下的公务支出;签证费、快递费、过桥过路费、出租车费用等。

  因此,一些专家担心地方各级部门强制使用公务卡短期内难以铺开,“卡住公务消费”作用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重地方政府负担。”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但也有一些较好的做法。叶青告诉记者,现在他到外省出差,报销时会有80元/天的补贴,湖北本省出差为50元/天,通过单位零余额账户转入个人工资卡,“如果让别人买单就没补助”。

  针对此,邢君说,也有人“自己报销一部分,再转嫁一部分,既能吃住高档,又能拿补贴”,他对现实表示无奈。

  即使基层机关单位通通使用公务卡,还有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培训中心等可以转嫁,“除非企业也实行公务卡。”任建明说。

  同样的,试图用公务卡杜绝“拿回扣”在邢君看来更是一厢情愿,“比如在一个饭店消费5000元,持卡人照样可以跟饭店协商好,用卡刷8000元,然后多余的3000元扣除税收,或者按一定的比例,部分返还给他,从POS小票上看并没有问题。”

  邢在一次出差中住宿超标,当地宾馆工作人员主动帮他把超标部分刷成饭费。

  此外,用公务卡进行政府采购在多数地方还是空白,“浙江省一般是通过采购中心,向省财政厅下属的会计核算中心申报,根据核算中心批准数额再购买。”邢说。

  即使在已经试行单位公务卡的湖州,徐慧告诉记者,涉及单位采购的支出,湖州市级单位目前多是财务用支票转账,“办公用品都定点几家文具店,半年或者一年支付一次,额度太大不可能用公务卡”。

  正是这些大额的政府采购,在邢看来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流失,“供货商将采购价格压得很低而中标,却在后续的配套价格、服务上抬高价格,甚至跟采购人员合谋。”

  公开公款消费更重要

  这些漏洞,都对公务卡本身技术设置、公务卡消费细则以及预算财务制度的完善,提出挑战。

  叶青建议,所有公务卡设置报警系统,并联网统一由单位财务或财政部门监管,“只要某种消费超过规定额度,就发出警报。”

  但他也承认,即使有了无懈可击的公务卡系统,“政府的小金库也不可能销声匿迹”。

  刘素华建议,确定预算单位强制结算目录后,公务卡消费细目必须在一定领域内(让普通公务员监督得到的地方)公开,至少是在本单位内网公布,“如果只有财务知道,监督有限”。

  同时,从中央到基层,“在有条件的地区都强制推行公务卡,同时增设POS机网点。”

  而任建明觉得,公务卡最多只能管到预算内花费,而问题最多的预算外支出尚待监管,“可以先调研一个地方或几个城市,看公务支出多少是本级政府的,多少是为上边买单的,进行公开”。

  胡怡建则强调:“严重的公款消费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上,公开他们的公款消费是首要任务。”对此基层公务员邢君表示赞同:“任何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公开基础上。”

  在公开基础上,任建明建议细化预算项目、报销标准,“说四菜一汤太含糊,上来是四盆一缸又能如何?”

  “此外,还必须有严格的处罚和问责制度。”任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邢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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