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世立：航空生意的信用破产

　　核心提示：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事业以航空公司被拍卖、个人入狱而告结束，这看上去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但去年他的家人高调举报武汉市前常务副市长，使这一故事再掀波澜。去年底，省纪委调查结束，我们终于有机会观察政府与企业的复杂关系。故事的内核甚至很简单：信用。

　　谢小青，商人的信用

　　2007年6月的一天，在武汉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吧，谢小青第一次见到了兰世立。“都在这个圈子里，以前肯定听说过他，但从来没打过交道。2007年春天，浦发银行武汉江岸支行的一位行长给我打电话，说东星欠了他们一笔贷款要到期了，但东星资金遇到困难，恐怕不能按时还款，希望融众能支持一下。”他向本刊记者回忆道。

　　谢小青白净，很瘦。名片正面的头衔是融众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众)董事长，背面还附着34家公司或行业协会的职务。武汉金融圈相关人士介绍，他早年以开办典当公司起家，在2003年左右遇到“贵人”相助，迅速做大。融众的公司网页上，称其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总部设于武汉的全国大型金融服务机构，业务涉及典当、担保、基金、投资等多个领域。

　　得知我们为兰世立而来，谢小青的第一句话很直白：“这个坏人，是个骗子。”他介绍，最初的合作很简单，“就是想借钱，许诺给我1.5倍的回报”。当时，东星航空开航一周年，兰世立请来世界各大投行，拉开了海外融资的大幕。他最初设计的“以地产养航空”的模式转不动，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开工之后因为缺钱不得不数次停工。

　　资本高手谢小青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本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007年11月6日与28日，融众借给兰世立三笔钱，分别是1000万元、5000万元和1500万元，期限3～6个月，月利率在2.5%～2.6%，外加0.55%的综合管理费。这也就是后来兰世立举报信中所谓“7500万元高利贷”的由来。仔细看过这些借款合同的一位法律界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融众对法律的运用非常专业，通过利息、担保费、管理服务费等多种形式的组合规避法律风险，从法律上讲构不成‘高利贷’，但效果差不多。”

　　这些借款合同里，规定兰世立所借款项必须用于相关的地产项目，但谢小青却发现：“钱借出去了，楼却迟迟不复工。后来我知道，他都挪到航空上去了。”2008年4月，谢小青决定监管资金使用去向，与兰世立旗下东盛地产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开始全面托管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合同显示，项目未销售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以6000元/平方米计算，市值约为9亿元。另外，合同里特别规定了股权事项，大意是，若兰世立3个月内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全部股权以100元人民币转让价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并同时变更东盛房产的法人。当然，如果能够按时还款，兰世立也可以100元价格赎回。上述法律界人士对此分析：“条件这么苛刻，精明的兰世立不会不懂，估计他是缺钱被逼得快疯了。”

　　3个月过去，2008年7月7日，到了《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或赎回的日期，兰世立没能完成最后一搏，只好与谢小青签订东盛房产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转让价从最初的100元变成了3.15亿元。一位原东星高管向本刊记者分析道：“兰世立一心想救东星航空，他要价4亿元，只想让航空公司运转下去，最后讨价还价成3.15亿元。”此外，融众承诺免除兰世立此前欠下借款1.54亿元及利息等综合费用，还承担东星9800万元银行贷款和8200万元债务。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融众实际上总共付出6.49亿元。“与(后来)16亿元的市值估价比较，这对融众来说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这位东星高管说。

　　但是，在支付给兰世立8550万元之后，谢小青发现，东盛地产公司的股权并非全在掌握之中，有的已经被质押出去，有的已经被法院冻结。“他满嘴谎话，突然一堆外债冒了出来，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最起码保证股权是完整的，并且融众不会对隐匿事项或债务负责。”说到这里，谢小青变得情绪激动起来，语气里透着愤怒：“没想到这竟然是个烂摊子，光是‘一房多卖’惹来的官司就有200多起。”

　　兰世立不得不为自己的信用付出代价，谢小青停止支付余款。到现在，这仍是东星方面耿耿于怀的焦点，代表东星处理后续事务的兰剑敏是兰世立的侄女，她坚持认为：“如果当初融众把钱全付了，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因此，东星起诉了融众，但融众又以东星违约在先提起反诉。前述法律人士提供的观察是：“商人之间，信用只能落脚在法律合同上，这一轮较量，兰世立玩大了。”

　　夜幕下的武汉鲁巷广场，光谷中心花园现在已是一片灯火辉煌，只是，从前“中国东星”的大牌子如今换成了“融众国际”。因为急于为航空公司筹钱，兰世立眼睁睁丢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在《东星十八年》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看着雄伟壮丽的CBD大厦上‘中国东星’的标识被拆下来，我的心口一阵阵痛，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2010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有过一段短暂的取保候审，他通过中间人约见了一次谢小青。“还想再跟我要钱。”回忆起这次不足半小时的会面，谢小青又提高了嗓门：“我被他害惨了，法院那边200多个官司缠着，跳楼的心都有。”谢小青说他冲兰世立发了火，“现在看着大楼起来了，心里不平衡了吧，早干吗去了！”两人不欢而散。

　　谢小青所说的200多个官司，大部分来自前期光谷中心花园的“一房多卖”和违约延期交房。后来谢小青接手后，法院不胜其扰，干脆一起打包给了融众。据谢小青所说，他前后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钱超过17个亿。“我直接告诉兰世立，要钱没门，不仅如此，将来你就是出了狱，还得一辈子为我打工还钱。”回忆起2008年两人形影不离的那段日子，谢小青的愤怒稍稍平息。“我俩都爱吃冰激凌，那时候他天天来我办公室吃冰激凌，这个人没什么不良嗜好，工作很卖命，但他就是不讲实话，即便这么亲近，我都不了解他的内心。”

　　袁善腊，政府的角色

　　就在丢掉房地产这个“现金奶牛”的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145美元/桶，仅此一项，东星航空每月就将多支付1500万元。其实，在此之前，兰世立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翻身，来自美国的高盛银行曾经愿意投资1亿美元入股东星航空，并且只占25%的股份。可是天不遂人愿，就在东星航空于2008年5月终于拿到商务部的审批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盛自身难保，投资计划不了了之。

　　差不多也是在这前后，国家民航总局财务司的领导找到了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袁善腊。“他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东星航空拖欠的民航建设基金太多，停飞了武汉到上海的航线，尽快交上钱就可以恢复；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应该适当支持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由于“当时快开奥运会了，考虑到航空公司的安全风险，和对武汉市投资环境的声誉影响”，他决定帮一把东星航空。

　　袁善腊出面协调，由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出资，用光谷中心花园的部分资产做抵押，前后支付给国家民航局两笔款项共9000万元。事后再看，也就是从这一步，政府就已经用信用做担保介入东星航空的命运了。

　　初见袁善腊，感觉就是个满头白发的和气老头儿，脸上总挂着笑，说起话来没有半点官架子。担任副市长之前，他曾经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担任管委会主任长达11年之久。兰世立最早起家的东星电子公司和东宫饭店都在其辖区内，他们当然熟悉。而且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早年兰世立曾有生意违规问题，因为袁善腊的帮忙而渡过困境。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了问题，政府领导出面协调，这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两位当地民营企业家看来，属于“很正常的选择，有困难先找政府嘛，谁不想自己的手机里存个市领导的电话，最起码能有个安全感”。对此，站在政府的角度上，袁善腊的解释则来自高新区特殊的创业历史：“高新区白手起家，一家家企业能做起来不容易，能帮就帮。”他之所以答应帮兰世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是安全压力，航空公司不能出事；另一个就是声誉，东星要是倒了，对武汉市的投资环境也不利。”

　　让袁善腊记忆清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融众接手光谷中心花园之前，一位国内知名的地产企业家通过中间人找到袁善腊。“他说兰世立办航空公司缺钱，想让他接盘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但是他了解了一下，觉得这个项目很复杂，不便参与，但还是希望帮兰世立跟政府打个招呼，看能不能帮他一把。”袁善腊回忆那次会面的主题。看来，兰世立与商界名流的广泛交际，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回报。

　　成为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给兰世立带来了什么？与经营中的挑战相比，更让他感慨的却是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东星十八年》中，兰世立情不自禁地详细描写了成为武汉机场“要客”之后的贵宾礼遇，然后感慨道：“从我有飞机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转眼间，我就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了九霄云天，站上了天庭来俯视这个世界。”

　　有那么一段时间，兰世立是媒体上的宠儿，是各种民营企业家论坛的座上宾，也是政府办公室的常客。一个当地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东星航空开航后，省领导和市领导曾经专门约见兰世立，建议他把东星旗下的旅游卖掉，专心做航空公司，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兰世立的吹牛，也迎合了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态，都想在自己的城市出个大企业大老板。”这位负责人感慨道。

　　也就在兰世立四处筹钱的2008年，由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引发的“农行事件”发生了。起因是2005年底，兰世立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公司曾向农行武汉江南支行贷款1个亿，抵押物为光谷花园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11万平方米。“按照协议约定，光谷项目卖楼要在农行做按揭，回款很大一部分按比例返还农行，但后来发现东盛在卖房时，按揭并不在农行做，而且这1亿元中已经有9000万元资金被挪用来筹建航空公司。”农行江南支行的代理律师肖东平向本刊记者回忆，“本来当初发放这笔贷款就有一定风险，后来省行下来调查，结果查出了东星很多不良贷款记录，农行只好把东盛公司告上了法庭。”受此影响，农行里有9名相关人员受到组织处分，其中支行行长向东直接被撤职。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到向东，他对往事已不愿再谈。另有被采访对象跟本刊描述当年：当时有人曾劝告兰世立去看望一下那些受牵连的农行领导，可他却说：“与我何干，当初是他们抢着要贷款给我的。”不管是真是假，经此一传播，在这个本就不大的金融圈子里，兰世立要想再获得银行贷款，可就难了。他在政界和金融界的信用也开始遭遇危机。

　　接手东盛房地产公司之后，融众成为东星航空的第二大股东(占股32.7%)。银行贷款和海外融资的大门都已关闭，民间融资渠道也已用尽，最值钱的地产项目已经卖出，政府出面担保的“帮助”又填不满航空公司的缺口，兰世立手里再无牌可打了。2008年11月，在谢小青的引荐下，兰世立找到了中航集团，他准备卖掉东星航空。

　　至此，东星兰世立、融众谢小青、政府袁善腊——这场后来酿成冲突的生意中的三位主角悉数登场，只待中航到来，“大戏”开幕。

　　航空救亡，信用告急

　　兰世立卖掉东星航空或者部分股权的想法，其实早在接触中航之前，就有所展露。谢小青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陪同兰世立飞到深圳面见深航的领导，兰世立还曾接触过海航，但都因对方出价太低而作罢。

　　至少从表面上看，由中航接手重组东星航空，对各方是个多赢的结局。对政府来说，武汉当然欢迎实力雄厚的央企国航(中航集团为国航的控股方)进驻，而且先前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也可妥善解决；对谢小青来说，如果东星航空被顺利重组，他作为第二大股东，可以变现也可以继续持股；对中航来说，武汉的航空市场最老牌的是南航，其次为东航，国航可借此机会进入中部地区；而对兰世立来说，既然自己已经无力挽救东星航空，为什么不干脆卖个好价钱呢？

　　最初的接洽还算顺利。袁善腊和相关省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拜访过中航的领导。“他们认为这事值得一试，但人家提出不能只跟兰世立打交道，必须要政府出面表个态，这也符合国企的做事方式。”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

　　2009年1月7日，《关于收购东星航空的意向性协议》在武汉签订，涵盖甲、乙、丙、丁、戊五方，除了兰世立、中航集团、武汉市政府、融众集团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高科)。协议里明确了各方的承诺，其中，武汉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承诺中航收购东星之后，若有未披露的隐匿事项导致纠纷发生，要出面协调解决；二是承诺中航收购后，对东星航空的各项支持政策不变。而新增加的国企武汉高科，则是政府信用担保之下的操作载体，它承诺“协议签署后，若中航给予东星航空资金支持，需对资金承担担保责任；若最终收购未成，则负责返还该笔资金”。

　　政府协调，国企担保，绑定融众，中航做足了各种保险措施。

　　此时，东星航空的资金链已经紧张到极点，有东星人士向我们证实，由于东星航空拖欠中航油方面大量油款，对方提出“不见现金不加油”，曾有飞行员不得不用铁皮箱子装着现金飞行。东星租了9架飞机，由于航材紧缺，只有8架正常飞，另外一架拆零件用。2008年12月开始，飞行人员的飞行补贴就已停发，2009年1月份的工资也没有着落。眼看年关将至，兰世立提出，希望中航方面先支付部分资金用于给大家发工资。就这样，武汉高科的作用发挥了，中航直接把款打到武汉高科账户上，再由武汉高科拨给东星。“中航前后打了9000万元过来，我给东星拨到5000万元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马上叫停了拨款。”武汉高科一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苗头不对”，是指“兰世立开始玩消失了”。政府方面参与协调此事的周智余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大概就在2009年2月初，中航的5000万元打给东星之后，“兰世立开始变得不积极了，打他手机就转移到秘书那儿，即便自己接通了，口头答应着赶快办，可第二天又没了下文”。国航50多人的调查队伍还住在武汉的酒店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么大一家央企，自然不想伺候他了。”

　　谢小青现在才明白过来，按照他的推测，兰世立之所以玩消失，是因为随着安永事务所的尽职调查越来越深入，东星航空的债务和股权质押问题开始逐渐暴露。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兰世立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要价。“他总是说，自己在航空上投了多少钱，品牌值多少钱，飞行员值多少钱。”

　　的确，对一家航空公司来说，最宝贵的价值无非就是航线资源、品牌价值和飞行员队伍。先前高盛方面1亿美元收购东星航空25%股份的报价，把东星航空的市场价值抬到了4亿美元，“吊足了兰世立的胃口”。只是，兰世立再次错判了形势。一位关注这次收购的航空界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对国航来说，航线可以随便申请，东星品牌几乎没有再利用的价值，飞行员就更别提了，东星当年花高价挖来的飞行员，国航要接手的话，还得大幅压价呢。”

　　兰世立觉得值钱的东西，恰恰是中航并不需要的，这场谈判，天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只是，没有办法，兰世立不得不为他的“大跃进”买单。

　　在后来兰世立写的申诉材料《卿本无罪》里，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于2009年2月11至15日，一周之内“四抓四放”的遭遇。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的回应是：“我只是担心他撂下个烂摊子跑了，就让维稳办公室派俩人24小时跟着他，并没有过激行为。”且不管兰世立的描述是否有夸张成分，此时的政府，已经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了。“协议规定武汉市政府要居间协调，再说，如果兰世立跑了，先前由政府出面协调垫付给民航局的9000万元，再加上由武汉高科担保的中航5000万元，都没法交代啊。”据袁善腊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因为那9000万元，省领导甚至跟他拍了桌子；而按中航领导人的说法是，“兰世立利用民航资源和民航安全绑架政府”。

　　2009年2月8日，袁善腊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市政府成立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东星与中航的重组事宜，政府已经正式成为东星航空事件的主角之一。周智余就是专班成员之一，他回忆说，班子成立以后，确保兰世立不再消失只是底线工作，更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

　　到这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中航，才恍然发现，“原来兰世立为了筹钱，早已经把东星航空的股权抵押得干干净净，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兰世立再次欺骗了大家。周智余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在东星航空股权结构中，原来东星集团占40%的股份，已由农行冻结，后来政府出面协调找来另一家国企接手；原来东盛地产公司所占32.7%的股份，因为官司未了被法院查封；东星国旅所占20%的股份，抵押给了郑州机场；剩余7.3%的股份也已经抵押给了融众。“实际上，东星航空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州机场这20%的股份。原来，早在与中航接触前，兰世立就曾到郑州，他许诺将来东星航空要在郑州建基地，并且帮助郑州开设国际航线，并以20%的东星航空股权做抵押，换来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兰世立与中航谈判开始后，与郑州的合作就没了下文，郑州方面为了保险起见，扣留了东星航空的3架飞机。要继续推进与中航的谈判，首要的问题就是先得收回东星航空抵押出去的股权。为此，袁善腊回忆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带队，“两上郑州，要飞机”。

　　地方领导之间的拜会，说起来，这多少是段略带尴尬的经历。“我们答应欠郑州机场的3000万元由国航支付，但要郑州出个证明，一旦东星航空与国航顺利签字重组，郑州要放走飞机啊。”周智余回忆说。但是，直到此时，郑州方面还是不相信，“兰世立那么大一个老板，跟我们说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可能说倒就倒了”。

　　进入3月份，在政府专班的推动下，兰世立终于与中航方面达成了收购条件。按照协议，中航集团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同时承担东星航空约4.5亿元的债务；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向兰世立支付先前他投入到东星航空上的1.4亿元；再加上先前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和要支付给郑州的3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中航为重组东星航空所付出的大约在6.7亿元。不过，熟悉情况的人士提醒本刊记者：国航也会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一定的扶持。

　　2009年3月13日，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签字了。

　　结局，信用破产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16点，正在外考察工作的袁善腊，接到周智余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兰世立突然向市政府又提出了4个条件。”根据袁善腊的回忆，其中两个条件是：将武汉龟山脚下洗马长街交给东星开发，而且容积率在4以上；在先前预留给东星航空的800亩土地中，以每亩20万元的低价，划出300亩给东星开发。

　　“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兰世立要敲诈政府了！”袁善腊告诉本刊记者。他当即回复周智余，龟山片区按规划容积率是0.8，更何况土地要“招拍挂”，兰世立的条件政府不能答应。又过了两个小时，周智余再次来电：“兰世立不见了。”当晚，兰世立单方面发布声明，拒绝与中航合作。

　　袁善腊最担心的一幕，到底还是发生了。兰世立的信用赌注，已达极限。

　　兰世立为什么突然反悔？在自己写的申诉材料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凛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对抗着政府和国航组成的“联盟”。只是，除了他自己，我们无法找到第二个核心的当事人来支持这一叙述，他手下的高管们，并没有谁是真正熟悉全貌的。时隔两年多，谢小青现在琢磨起来，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兰世立应该还有更多的外债，国航支付给他的1.4亿元现金不足以还完，如果签了字，不仅自己的公司没了，债主还会逼上门来。”谢小青告诉本刊记者，兰世立还曾给他看过一张个人所欠的债务表：“一张A4纸，密密麻麻列出20多个，其中有好几个知名企业家，都是兰世立以个人名义借的钱，有500万元的，最高有1000万元的，加起来大概有1个多亿。”不过，这些债务，如果债权人不提，也许只有兰世立自己知道了，已经很难证实。

　　回头再看，当时政府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已经出面协调担保了钱，资金风险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引入中航的努力也白白浪费，就在这3天前，2009年3月10日，正值“两会”期间，中航集团和湖北省的相关领导还在北京高调签署了《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协议》。

　　站在一个政府官员的角度，袁善腊强调更为现实的压力还是安全。当时，“因为重组后国航方面要给原东星航空的飞行员减薪，闹得人心惶惶，现在兰世立又不见了，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突然消失了，出了事情谁负责？”

　　第二天，3月14日早上，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已经不仅限于袁善腊这一级别的领导。至此，东星航空事件，也不再是一家企业重组那么简单了。会议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当晚零点，东星航空停航。

　　就在会议召开时，与会的武汉市公安局长接了个电话。挂掉电话，他告诉大家：“兰世立抓到了，在珠海的海关。”大家松了一口气。

　　进入政府的运作范畴，一切都在加速进行。当天下午，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向民航中南局发去《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民航中南局当即批复，并以明传电报的形式，向东星航空公司发出《关于暂停东星航空公司飞行的通知》。对于一家航空公司来说，一旦停飞，无异于被判死刑。

　　此后，东星方面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停航，并在2011年2月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此前做出停飞的行政处罚无效。官司已经有过一次开庭审理，但到现在仍没有裁决结果。“东星航空正常运行，怎么飞机说掉就能掉下来呢？”兰剑敏质问，“更何况，2008年12月12日，国家民航局刚刚对东星航空进行了安全审计，在总共639项安全审计项目中，东星航空的符合率为94.6%，结论是：‘通过安全审查，基本符合要求。’”

　　事实果真如此吗？“东星航空长期拖欠飞行员、员工薪水，长期拖欠机场管理费、航油费，中航油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权，通用租赁公司已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已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袁善腊在介绍市政府决定东星航空停飞的背景时说，“当然，作为东星航空实际控制人的兰世立，‘闯关出走’也是促使停飞的重要原因。”

　　东星航空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吗？

　　此时，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里的一份文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据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彭国元介绍，因为拖欠飞机承租方通用航空的租金，早在2008年12月，通用就曾向法院提出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但因为当时与中航的重组谈判正在进行，领导打招呼压了下来。2009年3月初，发现兰世立苗头不对后，通用航空于3月10日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3月30日，武汉中院正式受理通用航空的申请，意味着东星航空进入破产阶段。

　　按照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对于濒于破产的企业有三条道路：和解，重整，破产清算。彭国元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不意味着东星航空已经破产。实际上，和解不可能，东星航空此时的走向仍有两种，要么引进新投资者完成重组，要么就破产清算。

　　根据武汉中院最后的裁定，截至破产申请受理日，东星航空资产总额为3.99亿元，负债总额为10.76亿元，涉及债权人216家。“按照当时的计算，只要重组方能同意投入2亿元现金，先让飞机飞起来，东星航空还有启动的可能。”彭国元向本刊记者回忆，重组的条件并不具备。“只是，谁也不想出钱，债权人想以债入股，老股东又没有资金实力，外来的投资者还不想自己掏钱，而是想做个中介寻找新投资方。”现实一点讲，东星航空和兰世立已成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愿蹚的浑水。

　　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第二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判决兰世立犯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认定逃避追缴欠税5000万元。兰世立最终为自己的信用赌注付出了代价。

　　初中毕业后，两个哥哥都当兵去了，兰世立没能当上兵，他顶父亲的班去了当地的一个供销社，从营业员干起，据说后来做到了副经理。这栋供销社的楼至今还在，但却物是人非，留下来承包门面的老人也都对他印象模糊了，自从1985年离开后，就没人见他回过这里。

　　大哥兰宏旺告诉专程来采访他的本刊记者，他对1985年记忆深刻。那一年，家里刚买电视不久。一天，兰世立来看电视，正在复习准备成人高考的兰宏旺，让他把声音调小点，兰世立有点不屑：“现在都想当万元户去挣钱，谁还去上学啊？”他拍着胸脯许诺大哥：“如果你能考上，我给你1000块钱；如果你顺利毕业，我给你张万元存折。”已经在供销社小有成就的兰世立更认可经商。结果，没过多久，大哥果然考中，兰世立却面露难色地说，这次只能给500块，因为兰世立自己也考上中专了。“他告诉我，是因为跟人打了一架，别人骂他，干得再好，一辈子也只是个小营业员。”

　　公信力追问

　　2011年12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新闻发言人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兰世立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提问时说，根据对兰世立及其家人提供的原东星集团公司10多名职员和举报涉及其他单位的数十名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查阅了东星国际旅行社财务凭证1100多本、涉及的10多家相关单位大量资料，调查结果证实，“袁善腊同志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

　　就在湖北省纪委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记者约见了袁善腊，双方的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自始至终，他的叙述还算平静和克制。显然，这一事件对袁善腊及家人的伤害匪浅。他反复向记者提到了重塑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对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核实的所谓‘实名举报’进行疯狂的附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公民进行无端的辱骂，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对我们公务员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第二对我们法治的公信力是一个挑战，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要求每个公民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会十分珍惜自己的记录；第三对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也提出了挑战。”

　　进入2012年的1月9日，刚刚闭幕的武汉市人代会，袁善腊完成了“裸退”。当地政界人士分析，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58岁的袁善腊很有可能在离开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后，前往“人大”或者政协担任副职。但是，他却选择辞去了一切党政职务。“是否跟举报一事有关？”我们就此向袁善腊求证。他笑了笑，说：“关于退休一事，早在2011年6月我就向省、市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我在副市长岗位上已干了12年，经历了三届政府，早已是‘超期服役’。形成正常的退休制度，也是客观自然规律，我不会因为举报事件而改变我的初衷。”

　　到采访的尾声，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回看东星航空事件的全过程，如果抛开个人感情，有什么教训值得反思？”他沉思了一会儿，答道：“我在东湖高新区工作期间，对‘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理念比较认同，对园区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促进东湖高新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应该更加重视企业信用建设，更加重视追求法制、追求规范。”

　　如果站在兰世立的角度去看，政府在其中的影子毋庸置疑，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用力过猛之嫌。但如果将之放在当时的前因后果中来看，政府的选择，却又极具中国特色。“政府帮企业，初衷是好的，但怎么帮，还缺少更市场化、更专业化的手段，容易留下后患。”不止一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和国企负责人都表达了类似的反思。由此看来，被举报的副市长袁善腊，也不过是这一制度背景下的普通一员罢了。